《郵報》沒有像很多其他報紙那樣在社論中公開主張總統辭職。作為一家獨立的報紙，我們認為，只要向大眾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他們就能作出明智的判斷。

終於，在8月5日，盼望已久的“確鑿罪證”出現了。白宮公佈了3份新的錄音帶文字副本，記述了尼克松和霍爾德曼在1972年6月23日，也就是最初的闖入事件發生6天之後進行的談話。錄音帶的內容顯示，總統曾親自下令進行掩蓋活動，並指使以各種手段來隱瞞他的助理們捲入闖入事件的事實，還通過一系列指令來隱瞞一些他所知道的細節，使其不為聯邦調查局所知。這個情況太富有戲劇性了，而且顯然此時已到了事件的最後關頭，於是我離開我8月份的度假地瑪莎葡萄園島，立刻乘飛機返回華盛頓。

尼克松起初説他不會辭職，還説他認為應該遵照憲法程序任此事自然發展。之前投票反對彈劾的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全部10名共和黨委員此時宣佈，他們將投票贊成至少一個條款，即妨礙司法。我們把尼克松有可能辭職作為報紙的頭條新聞，但沒有作出預言，儘管各界都這麼猜測。

8月8日，尼克松總統宣佈他將於第二天辭職。我一整天都待在報社。我們很多人一起觀看了尼克松在電視上露面説他決定辭職。菲爾·蓋林當時正在我們辦公室街對面的麥迪遜酒店吃晚餐，他在一張餐巾紙上寫下了評論辭職這件事的社論草稿。草稿打出來後，他連同一張便條一併寄給了我，便條上寫著：“你很可能會想看一看這個東西。”

8月9日，《郵報》以尼克松執政這幾年為主題發行了一個22頁的特刊。我們在我的辦公室一起收看了尼克松離開白宮前發表的古怪講話。整件事是這樣的難以置信。在漫長的這麼多個月後，看到這樣一個誰都不曾想到的結局是非常奇怪的。這一切似乎既令世人震驚，又令世人困惑。一件算得上奇跡的事發生了——這個國家即將以一種完全民主的方式來改換總統。這個改換程序早在兩百年前就已確立，如今被用於這個史無前例的事件中。

《郵報》接到了很多不友好的電話，許多讀者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在他們的想象中，我們所有人正忙著開香檳慶祝我們從一開始就希望看到的這個結局——簡而言之就是“我想這回你該心滿意足了吧”一類的想法。我最大的感受是釋然，同時還有憂慮。直到作為確鑿罪證的錄音帶出現之前，一切都還沒有被確認；直到尼克松總統任期的最後幾天，他都似乎有可能繼續堅持下去。如今，對這個事件最終將走向何方的憂慮終於解除了。

一看完尼克松的講話，還沒等他離開華盛頓，我就返回瑪莎葡萄園島繼續我的假期。在這個總是讓我感到平靜且遠離日常生活的小島上，我打開電視機，聽到一個聲音説“福特總統”。這讓我激動萬分。直到此時我才徹底感到寬慰。我真的覺得一副重擔從我的肩上卸下了。它結束了。尼克松走了，福特成了總統，千真萬確，“我們國家長久以來的夢魘”結束了。這種寬慰來自我們有了一位和善、開明、誠實、不恐嚇人的總統。

我最後一次接觸“水門事件”是在尼克松剛離開華盛頓的時候。鮑勃·伍德沃德帶著最棒的禮物來到我的辦公室——一台木質老式衣物絞幹機。上面有6個人的簽名，他們是這幾年來一直努力讓這個報道繼續下去的人：本、霍華德、鮑勃、卡爾、哈裏·羅森菲爾德、巴裏·薩斯曼。我非常願意擁有這個象徵性的禮物，它恰如其分地表現了我們在“水門事件”期間所感受到的壓力。之前一個古董商人打電話給鮑勃，説他願意出售這個年代久遠的絞幹機，條件是鮑勃願意考慮把它送給我。鮑勃小心翼翼地問他多少錢。“10。”這個人回答道。“10什麼？”鮑勃問。“10美元。”他回答。鮑勃趕忙把它買了下來，而我收下了這個我非常鍾愛的木質絞幹機，20多年後的今天，它仍然放在我的辦公室裏。

當我9月份回到華盛頓時，我想，整整兩年在“水門事件”一刻不停的重壓下度過後，生活終於可以回歸正常了。我絲毫沒有意識到想象中的這種“正常”已經被徹底改變了。我希望自己能夠遠離公眾的矚目，同時希望《郵報》也能如此。但事實並非如此。首先，爭奪我們電視臺經營權的那些挑戰依然存在，1974年年底才有了結果。邁阿密的挑戰于11月26日被撤回，而傑克遜維爾的其中一個挑戰于1975年1月被撤回。其餘的兩個挑戰分別於1975年4月和7月被聯邦通信委員會否決，評判員認定由於“聖約翰廣播公司在提交申請的過程中有公開欺騙行為，沒有任何調查結果顯示批准它的申請將符合公眾利益”。此外，我們很幸運，這些競爭者似乎只對通過他們的政治關係獲勝有十足把握，以至於他們沒有再提起任何訴訟。

比起尼克松的辭職，對我們來説這回才真的是“水門事件”的終結。到此刻為止，在我們一直進行的這場反對貪贓枉法的鬥爭中，前兩家挑戰的案子花了我們兩年時間，後兩家花了我們兩年半時間。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不僅是在金錢上，還在焦慮、分心和實力的損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