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週之後的8月22日，也是尼克松任命基辛格為國務卿接替辭職的比爾·羅傑斯的這一天，尼克松承認自己對導致闖入事件和掩蓋行為的白宮“不正之風”負有責任。事件正迅速向前推進著。8月29日，西裏卡法官下令總統把涉及“水門事件”的錄音帶交給他，供他本人私下檢查。尼克松和他的律師團對這個強制令不服，提出了上訴。當哥倫比亞特區聯邦上訴法院宣佈支持西裏卡法官時，雙方開始正面交鋒。尼克松於是想出了一個特別的主意，用一份經過編輯後的錄音帶內容摘要代替原錄音帶交給聯邦法院和參議院調查官，並且由參議員約翰·斯滕尼斯來證實這份摘要的內容。特別檢察官考克斯嚴詞拒絕了這個提議。10月20日，考克斯維持了自己的判決，在錄音帶問題上不與總統進行妥協。

當晚阿特·布赫瓦爾德一家為阿特的生日籌備了一場網球聚會。我們幾個人中有的已經到達，有的正在趕往一個室內網球場，這時我們聽到了那個後來被稱做“週六夜大屠殺”的驚人消息。總統要求司法部長理查森解雇考克斯；理查森不同意，結果他自己被解雇了。理查森的副手比爾·拉克爾肖斯也拒絕解雇考克斯，所以他也被解雇了。最後，司法部的三等官員羅伯特·博克答應並“真的”解雇了考克斯。聽到此事，所有記者都離開了阿特的聚會，忙著回去工作。

當晚發生的這些事件太具有戲劇性、太出乎意料了，我們所有人都非常震驚。現在很難理解當時這一切是怎樣迅速展開的。隨著利昂·賈沃斯基接替考克斯擔任特別檢察官，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召開會議，考慮彈劾尼克松。最後，似乎是參議院裏通過的諸多彈劾決議致使總統交出了考克斯之前堅持要他交出的那幾盤錄音帶。

但是《郵報》依然受到抨擊——而且這種抨擊正變得越來越公開化。到了這時，熱身運動已使我達到了堅強不屈的程度，這在前一年恐怕是無法做到的。我不是一個驍勇善戰的鬥士，我討厭爭鬥，但在別無選擇的時候，我也有能力去戰鬥。我更願採取攻勢而非禮貌性地防守，尤其是給那些寫信來投訴我們報道的讀者和其他人回信時。比方説，早先我可能對寫信來投訴赫布洛克筆鋒太犀利的讀者抱以些許同情，在“水門事件”的後期，我卻對那些抱怨赫布洛克對總統不公的人失去了耐性。我在回復一封言辭尖刻的來信時説：“很多人一直在以個人的名義強烈抨擊我們的報道有偏見，可正是這些人在後來不得不面對真相時辭去了政府的職務。”1973年10月，我寫信給佛羅裏達州的一個人，故意嘲諷地感謝他寄給我一張從邁阿密的報紙上複印下來的廣告，廣告暗指我們應該待在監獄裏，我問他：“如果我們真是在誇大微小的過失，那麼大部分白宮幕僚為什麼還要被撤換？”

我甚至一度和克萊爾·布思·盧斯進行了一場幕後口水戰。我敬佩她，但不贊同她極端保守的觀點。她有時在講話中誇大其辭。有一次，她在報紙發行人協會召開的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説，她之前寫了一篇演講稿，但總覺得不對勁，等到上床睡覺時還在琢磨。當晚，她説，她已故丈夫亨利·盧斯的靈魂來找她，讓她説出“水門事件”的真相。於是她便抨擊《郵報》的報道，還抨擊《郵報》雇用總統的“仇人”。她的這次演講過後，我對一個朋友説，菲爾·格雷厄姆有一天晚上出現在我面前，讓我對她説：“去你的。”

12月28日，我正在郵報大樓外吃午餐——難得這樣——與梅格和菲爾·蓋林一起在一家意大利餐館，突然接到了亞歷山大·黑格的電話，他當時任白宮辦公室主任。他是從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亞的家中打來的，那裏又稱“西部白宮”，因為總統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那兒度過。我清楚地記得，當時，在那個安放著電話的黑暗狹窄的走廊裏，我坐在樓梯上，迅速從錢包裏抓出一小片紙，匆匆忙忙地在上面草草記錄。

黑格生氣地抱怨著兩篇由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發表的頭版文章。第一篇文章説，“坦誠行動”已經被終止，這個詞曾被用來命名總統為自己申辯的企圖；還説兩名和總統關係最密切、一直支持總統的顧問不再信任總統了。第二篇文章説，總統的法律顧問團一直把白宮提交給特別檢察官辦公室的那些文件和證據提供給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律師團。黑格被惹怒了，他稱這兩篇文章是“卑鄙和不真實的”，還説第二篇是“東拼西湊剽竊來的”。

1974年1月底，我去克拉克·麥克雷戈家參加一場為新任副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及其夫人舉辦的晚宴，此事很能説明麥克雷戈的地位，至少是當時的地位。還有一點也很有趣，那就是儘管福特先生是尼克松的新任副總統，福特夫婦卻願意和我共進晚餐。晚餐時我又坐在了黑格旁邊，隨著白宮每次被揭露出一個新的驚人事實，他似乎對我越來越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