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CEO張瑞敏的老莊哲學：一看二讓三沉默

     1984年，35歲的張瑞敏被派往青島電冰箱總廠（海爾前身）擔任廠長，在這家虧損達147萬元之巨的集體小廠的頭一年，張瑞敏拍了很多相片，多年後他透露説，這是為了留後路，要是企業沒有做起來，可以把相片拿出來，然後説，這麼爛的一家工廠，怎麼能做起來呢？

     當然，事實是，張瑞敏不僅沒有離開，海爾也早就發展成了一家年銷售額過千億元的家電巨頭。但26年來，即便睿智如張瑞敏，海爾的産權歸屬和接班人問題卻遲遲未明。

     産權時代海爾成了晚起的蟲兒

     與共和國同齡的張瑞敏已年逾花甲，而他在海爾的“最佳拍檔”楊綿綿則生於1941年，張、楊二人不可能想不到這個問題。

     事實上，作為改革開放後率先發展起來的行業，國內家電企業的“産權”一直是輿論熱點、焦點課題，更是事關企業發展動力和活力的重點、難點命題。

     最早提出MBO的是春蘭集團。在當地政府支持下，2000年10月，春蘭董事會做出決議，在不涉及國有資産的前提下，春蘭集團公司從近50億元集體資産中切割25%，用現金按1：1的比例向管理層和萬餘名員工進行量化配股。也就是説，除了25%用現金購買的集體股份外，管理層和員工還可獲贈相同數量的“乾股”（即分紅權），事實上最終從集體資産中切割出50%的權益。

     但“春蘭分家”最終被亮“紅燈”。隨後，曾一度佔據中國空調市場半壁江山的春蘭集團，效益不斷下滑；曾一手締造了春蘭奇跡的陶建幸，也慢慢淡出國內頂級企業家陣營。

     隨後的2001年1月，粵美的（即現在的“美的電器”）正式公告，由公司管理層與工會共同組建順德市美托投資有限公司（下稱“美托投資”），並受讓控股股東順德市美的控股有限公司14.94%股權。受讓成功後，包括此前受讓的股份，美托投資共持有粵美的10761.4331萬股，佔比22.19%，成為公司第一大法人股東。其中，美的公司管理層持股美托投資78%的股份；工會持有其餘22%的股份，主要用於將來符合條件的人員新持或增持。

     通過該次轉讓，代表何享健等美的管理層的美托投資所持股份佔公司在外發行股本的7.26%，一躍成為美的股份公司的第三大法人股東。受此激勵，何享健帶領下的美的版圖不斷擴大，2008年整體實現銷售收入更是高達900億元。

     TCL的改制也出乎意料地順利。早在1997年，TCL管理層與惠州市政府簽訂了為期5年的授權經營協議：核定當時TCL的凈資産為3億多元，每年企業凈資産回報率不得低於10%。

     如企業年增長10%~25%，管理層可獲得其中15%；增長25%~40%，管理層可得其中30%；增長40%以上，管理層可得其中45%。該協議據説得到了廣東省政府、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的認可。

     經過5年“打拼”，2002年TCL改制水到渠成。評估稱，5年下來TCL的國有資産增長了兩倍多。地方政府除每年分紅1億多元外，一年享受的稅收亦從1億元增至7億多元。當然，TCL員工和管理層的持股亦水漲船高，通過增量分配及股權認購，TCL管理層和員工持股比例達42%，其中管理層佔25%。

     海爾謀求“産權清晰”的路徑與此類似，儘管時至今日，海爾的“産權改革”仍未落地。

     郎氏炮轟

     2004年，公司治理學者郎鹹平炮轟MBO，海爾的張瑞敏、TCL的李東生和科龍的顧雛軍均在“被炮轟”之列。顧雛軍反應最激烈，要與郎鹹平打官司；李東生次之，先是反問郎鹹平是誰，爾後與郎鹹平一起參加了一檔電視對話節目；海爾則並不怎麼理會，媒體再三求證，也僅獲得一個海爾“不是國有企業，而是集體企業”的聲明。其後，海爾亦曾一度列入青島市國資委監管名單中，但到了2007年5月又從中消失。

     在郎鹹平看來，海爾的“曲線MBO”異常複雜，郎鹹平甚至將此稱之為“變形記”。

     根據各種可以查到的公開資料，早在1997年，海爾職工持股會浮出水面，這與其他家電企業的職工持股會並無太大分別；不同的是，2000年三條法令出臺後，企業的職工內部持股會不再具有法人地位，不能成為上市公司的股東，因此，海爾職工持股會先是成立了海爾投資，而後展開了郎鹹平所稱的三次“變形”。

     第一次“變形”是2000年海爾投資與香港中建電訊合資組建了飛馬青島和飛馬香港，專門從事手機業務。

     2001年，中建電訊旗下另一上市公司中建數碼收購飛馬香港和飛馬青島，海爾投資換得中建數碼29.94%的股份，成為第二大股東，中建數碼亦更名為海爾中建（1169.HK，後再次更名為“海爾電器”）。這是第二次“變形”。

     第三次是2004年4月，海爾集團對外宣佈將其優質的洗衣機業務以及飛馬青島剩餘的35.5%股份一起注入到海爾中建，由此，海爾集團因擁有57.26%的股份而成為海爾中建第一大股東。而海爾中建年報披露的信息顯示，海爾投資直接、間接持有海爾中建35.84%的股份，為海爾中建的最大控股股東。

     郎鹹平據此分析認為，既然海爾集團的全部白色家電業務都將納入海爾中建旗下，你可以理解為這是海爾集團白電業務的海外上市，但同樣可以理解為海爾中建向海爾集團的“反收購”。最終，當海爾中建採取非股權置換方式完成對海爾集團大部分優質資産的收購、海爾集團實現了集體上市後，因海爾投資為海爾中建第一大股東，通過海爾中建，海爾投資亦終將成為海爾集團的最終控股股東；而海爾職工持股會裏的管理層利益亦可“借橋”海爾投資得以體現。

     “分不分不重要，大不大才重要”

     對於郎鹹平的“炮轟”，海爾採取了“冷處理”。反倒是學界就此展開了“倒郎”、“挺郎”的大“論戰”。

     北京大學知名經濟學教授周其仁屬於堅定的“倒郎”派，在他看來，海爾集團是一家集體制企業，它的資産來源非常清楚，是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市場機會以及張瑞敏為首的海爾管理者和海爾員工的共同貢獻。在“集體所有”這一前提下，郎鹹平有關海爾“國家所有”的立論前提就錯了。前提錯了，其“炮轟”也只能陷入“指鹿為馬”的尷尬境地。

     “類似海爾這樣的大集體企業，應該靠所在地方的相關利益各方，在改制實踐中摸索出界定産權的辦法。海爾集團是産權不容界定到個人的傳統大集體，海爾持股會是改革中形成的個人産權清楚的新組織。究竟哪些權利、以什麼形式、多大數目、經由什麼程序完成轉讓，應該也只能由當事的相關各方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解決。”周其仁特別強調稱。

     即便得到了周其仁等諸多知名經濟學家的聲援，海爾和張瑞敏仍然保持了此前的“沉默”。外界所能關注到的是，2004年後，辦公室裏挂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條幅的張瑞敏，更加低調。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2008年3月“兩會”，其間，楊綿綿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才稍微替海爾和張瑞敏剖白了下“心跡”。

     “情況是這樣的：第一，海爾完全不是國有企業，國家沒有投一分錢。第二，所謂‘瓜分國有資産’的指責，既然不是國有企業，也就完全不存在。我們不回應，因為回應了就是替他做廣告。”楊綿綿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一個沒有發言權的人，海爾不會來浪費時間的。

     當然，海爾人也確實想過怎麼解決企業的産權歸屬。

     “作為集體所有制發展起來的特大型企業，現在我們不知道怎麼改，國家也沒有方向和方法。在路沒有找到以前，談這些沒意義，不如不去考慮。為了海爾品牌創業，推動這個企業一直向前走，我覺得很光榮，很有價值。”

     楊綿綿進一步表示：“企業發展太快，大了不敢分了，來不及分它就大了。這個時候，分不分是次要的，大不大才是主要的。海爾不像TCL，在小的時候就分了，惠州市政府通過了明確的激勵體系。我們不願隨便分；一定時候也許可以考慮分，但沒找到好辦法時企業又大了；企業大了，就更不會分了。要找到個依據才能分，沒有大企業做參考，我們就不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