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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累得腰疼,晚上睡覺都翻不了身。”正在清理冰雪的石家莊市環衛工人張麗(化名)直起腰,對記者説。23日13時許,張麗和同事們一起清理已成冰塊的積雪。紅色的口罩外,是一層白色的霜。
“這雪都碾壓成冰了,得及時清理,不然行人容易摔跤。”環衛工人鄭師傅説。鄭師傅是一名“段長”,他們段共有7人,負責石家莊約2000米的路段保潔。張麗就是鄭師傅段裏的一名工人。
“有時候,一天下來腰疼得睡覺翻不了身”
淩晨2時30分,鬧鐘響了,張麗摸索著穿衣服,然後趕往負責的路段,開始一天的工作。張麗的子女已經成家,老伴在一家公司打工,一個月1000多元收入。
晨掃持續到6時,吃了早飯,7時30分,張麗就要開始上午的保潔工作,這個工作要持續4個半小時。“因為需要不斷地彎腰、站直,有時候,一天下來腰疼得晚上睡覺都翻不了身。”張麗説。
每個月,張麗能夠拿到1600元的工資,外加一份意外傷害保險。
張麗的生活工作狀態,正是像她一樣許多臨時環衛工人的寫照。
面對記者的採訪,環衛工人們很願意表述自己工作的艱辛和收入的窘迫,但沒有人願意留下名字。“一個月1000多塊錢,我們還要用這些錢來養家糊口。”一位工人説。
據石家莊市環境衛生管理處質量科科長高曉霞介紹,目前石家莊一線環衛工人4400余人,缺口為300余人。每名環衛工人承擔著近8000平方米的環衛任務,而國家的標準定額是3500平方米,河北省的標準定額為5000平方米。
在採訪中,一名環衛工人向記者表示,上路清掃的99%的都是臨時工。正式工一般負責檢查之類的工作。這位環衛工人的説法,得到了很多環衛工人的證實。
“他們的工作確實很辛苦,我們也很心疼。”高曉霞説。為了減輕環衛工人的工作量,石家莊擁有92輛清掃車,去年又購進20台多功能清掃車。“增加機械化清掃面積,也就減輕了環衛工人的工作量。但是需要保潔的面積是沒有辦法減少的。”高曉霞説。[詳細]
韓雅馨是遼寧省瀋陽市一名普通的環衛工人,掃大街已經掃了30年。在這30年裏,她每天都淩晨3點多起床,一天基本都在大街上度過。
她每天的工作分三個時段:早晨4點至6點上街清掃一遍,然後吃早飯;7點至11點全在大街上;午休兩個小時之後,從下午1點開始,至4點結束。之後,還有一部分人要輪值晚班,晚班時間是從晚6點至10點。
也就是説,這個城市,從早晨4點至晚上10點,除了吃飯時間,大街上都有環衛工人勞動的身影。
夏天也許還好過,冬天最難熬,因為要清雪。環衛工人都是以雪為令,下雪即上街,邊下雪邊清掃。
2011年,瀋陽曾連降五天五夜的大雪,有些環衛工人甚至五天五夜沒回家,吃住都在班上。
和其他工種不一樣,環衛工人一年365天沒有集體休息日,越是逢年過節越是忙碌。在每個除夕,環衛工人都是在家吃完餃子之後,扛著掃把上街,清掃鞭炮紙屑,這一夜,他們幾乎要幹到天明才收工。
工作強度大,而且時常伴隨著危險。韓雅馨是幸運的,有一次,一輛大卡車從她身旁飛馳而過,倒車鏡刮在了韓雅馨的身上,把她甩開很遠,幸虧沒有受大傷。
瀋陽市目前有一線環衛工人9463人,其中1221人屬於事業編制,8242人屬於合同制臨時工。在編環衛工人的工資是平均每月2800元左右,單位給上五險一金;合同工人的工資平均每月1400元,單位給上三險。
瀋陽城鎮職工月工資平均為3813元,無論在編與不在編的環衛工人,都沒有達到平均數。
範文學,鞍山環衛工人,十八大代表。他向記者介紹,在鞍山,合同制環衛工人的工資為每月900元,在編環衛工的工資超過2800元。兩種環衛工人所從事的勞動內容基本一樣,甚至合同工在一線幹得更多。
“現在,社會其他行業工資都比我們高,這造成幹我們這行的人整體年齡偏大,基本都是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年輕人沒人願意幹這個。”範文學説。
環衛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待遇的呼聲,在今年的遼寧省“兩會”上,已經引起了部分代表們的注意。一位遼寧省政協委員説:“環衛工人工作強度大,但是工資收益卻很低,長此以往,今後我們的城市將由誰來清掃?”
據瀋陽當地媒體報道,目前,瀋陽市正在醞釀給環衛工人漲工資和提升工作環境,聽到這樣的消息,許多環衛工人都是激動不已:“我們真的希望這個政策能早日落實,環衛工也真該漲工資了!”[詳細]
他們被譽為成為美容師;他們為了城市的乾淨整潔,起早貪黑;然而他們的收入卻幾乎是城市中最低的。他們就是我們城市中的環衛工人。近日,廣州市多個區的環衛工人紛紛要求漲薪,提高福利待遇,包括繳納住房公積金等。
對於環衛工人的漲薪要求,廣州市有關部門也很快作出回應,稱“提高環衛工人收入早已列入政府重點工作的議程”,並承諾環衛工人的工資將有大幅提升。
1月下旬的廣州,即使是淩晨時分,氣溫也足有15度以上。今年47歲的黃熙(化名)在4點30分準時起床,梳洗一輪之後,她穿著一件短袖衣服,再“套”上環衛工人的工衣,裝上滿滿一壺開水就出門了。黃熙的丈夫是某日報的投遞員,月薪加提成每月收入大概3000元。
為了方便工作,黃熙和丈夫在廣州西關附近租了一房一室面積約30平方米的房子住,每月的租金700元。“一個月房租加水電費等生活雜費就要1100元左右。”黃熙説,“我的工資收入基本上就用來支撐我們在廣州的生活費了,丈夫的收入存起來,每半年寄一次回老家給孩子當生活費和學費。”
淩晨5點不到,他就帶著掃把去自己負責的地段--廣州市著名的上下九步行街附近的一條馬路。“雖然這裡不是步行街,但是不到10米寬的道路,還有2間兒童服裝批發中心,即使是工作日人流量依然非常大,而且附近小食店非常多,衛生壓力很大。”黃熙説自己“一個上午基本沒時間休息”。
據黃熙介紹,她自2000年南下到廣州打工之後,第一份工作就是環衛工人,讓她沒想到的是,她在這個崗位上一幹就是11年,而今已經邁入第十二個年頭。
“每天淩晨5點前就要到崗位上幹活,然後一直到中午11點左右,中午有3個小時左右的休息時間,下午2點回到崗位,直到下午5點。”黃熙説。
據黃熙介紹,她目前的工資是1500多元,扣除了社保等費用之後,到手就不足1300元了。“11年的工作作息時間一直如此,沒有改變,工資收入也沒有怎麼改變。”黃熙有點自嘲地説。
“為了多掙錢,我們都願意加班,即使每次加班4小時也只有20多元。”黃熙無奈地説,“為了多加班,春節假期我和丈夫都不回老家了。”
資料顯示,2009年廣州政府機構改革,市容環境衛生局退出歷史舞臺,環衛領域的職責劃歸當時新組建的城市管理委員會,“之後,廣州的環衛系統包括兩部分,一少部分仍是延續此前的事業系統;另外大部分則是市場化,把市政環保業務外包給保潔公司。”廣州市城管委一位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而有環衛工人就告訴記者,雖然兩部分環衛工人的基本工資相差無幾,但是事業系統的環衛工人福利好得多,“除了有過節費之外,甚至會有年終獎。”
“目前廣州市大概有4萬名環衛工人,其工資大都由最低工資標準1300元、環衛崗位津貼(一線保潔員5元/天,每月共120元)、高溫補助(150元/ 月,共發5個月,全年平均62.5元/月)等構成,合計約1482元。”一位熟悉環衛崗位行業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環衛崗位津貼標準偏低,其實一直被詬病,現行的環衛津貼指導價是1994年制定的,18年沒變。”
為了爭取權益,提高工資待遇,2012年12月26日,廣州市天河區的部分環衛工人曾經集體維權;2013年,廣州市荔灣、越秀兩區的部分環衛工人接連罷工,集體維權,要求增加基本工資,增加福利和繳納住房公積金等等。1月11日,荔灣區城市管理局當場答覆了環衛工人的訴求:最低工資標準增加10%,並按政策繳納住房公積金。
“廣州市是環衛事業改革較早的城市之一,早在2001年就明確了環衛作業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到目前為止廣州65%的保潔面積已完全外包給市場化企業,但是由於配套機制和監管體系的不健全,影響了市場化優勢的發揮,不能保障環衛工人的收入。”一位業內人士無奈地表示。
記者了解到,早在2010年,廣州市就準備對環衛工人收入制定一個比較科學合理的“環衛工人指導價”,但價格必須依據《廣東省城市環境衛生作業預算定額》來制定,而目前2009年的廣東省環衛綜合定額是試行版,已經嚴重過時,新的定額已于2012年上報,目前尚未發佈。
廣州市城管委黨委副書記黃小晶告訴記者,2012年4月廣州市人大002號議案提出建議,提高環衛工人基本工資,實現環衛工人工資待遇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最低工資不得低於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的110%,並逐步解決住房公積金問題。
另外,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也在去年10月和12月作出4次批示,要求專題研究環衛工人的薪酬及相關待遇問題,拿出相關的方案和措施,創造條件積極解決。[詳細]
24日淩晨5時,哈爾濱環衛工人賈希出門時,地上已被白雪覆蓋。掃完街面,路人車流多了起來,賈希提著長桿簸箕和掃帚,走走停停,來回巡視,時不時夾緊雙臂,顯得小心翼翼。
這位65歲的老人背微駝,手腳卻十分麻利。身上的工作服始終乾淨妥帖,把他的臉襯得黝黑。這個安徽老漢在哈爾濱收了19年廢品,直到去年3月才成了有固定月收入的環衛工。
“早晨6點上班,下午1點下班,午飯是老爹送來的方便麵,就在路邊找個避風的地方吃。”賈希臉上挂著憨憨的笑,語氣中帶著濃重的口音,“上廁所就去旁邊的自來水公司”。
讓賈希滿意的是,從去年10月起,哈爾濱市採取政企合作的形式,利用企業早餐工程的平臺,為環衛一線工人提供免費營養早餐,每天6至8時,他們可憑卡領取一份熱乎的免費早餐。
“夏天熱點沒什麼,可冬天實在太冷了。”賈希説,尤其今年冬天,白天經常零下20多度,“鞋裏多加兩三層鞋墊,穿加厚的大棉鞋還是會凍傷,晚上回來感覺腳凍得很癢。”
據當地媒體報道,因清雪任務重,雪後環衛工人每天在街道上工作時間長達10小時以上,連續工作且沒有休息,數十名環衛工人的臉、腳、手都有不同程度凍傷。
比起凍傷,更讓賈希擔心的是人身安全。據有關部門統計,僅2007年到2010年,哈市就發生涉及環衛工人的交通事故343起,死亡30余人,去年一年又發生事故40多起,死亡10人,重傷8人。
“雖然有工傷保險,但誰也不希望出事故啊。”賈希説,儘管他們很小心,也採取了一些防護措施,但總有一些汽車駕駛員不遵章行駛,“家裏老爹天天為我擔心”。
據記者了解,從去年10月起,哈爾濱市全面提高環衛工人人身意外傷害保險額度,按人身意外事故(傷殘)不應低於每人10萬元、意外醫療不應低於每人5萬元的標準辦理。
遇到特殊天氣,加班是常事,賈希不怕苦累,怕的是不被人尊重。“你可以不尊重我,但請你尊重我的勞動。”賈希説,作為環衛工,他最反感亂扔垃圾、向車外拋物的行為。
哈爾濱市區有近萬名環衛工,像賈希一樣的臨時環衛工佔70%左右。2007年臨時環衛工工資450元,2008年650元,2010年900多元,2012年漲到1600元(含個人繳納的“三險”)。
之前因工資待遇低、勞動強度超標,哈市臨時環衛工人難雇,影響保潔作業效果。2012年10月,哈市大幅提高環衛工人待遇,賈希無疑是幸運的,做環衛工不到一年就趕上了這次調整。
哈市區一線在編環衛工人的基本工資(崗位、薪級工資),在此次調整中也提高了10%,月收入達2300多元,最多時能達到2900多元,“但是那就沒有休息日了,一個月30天都要工作。”一位在編環衛工對記者説。
今後,哈市市區所有一線環衛工人,每人每年還將得到高溫補貼480元、高寒補貼1000元。雖然不多,但賈希仍滿懷期待。
下午1時,本該下班的賈希,因這場雪延後了一個小時回家。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半地下室,天天開著3隻7瓦的節能燈泡,墻壁常年潮濕滲水,簡單的傢具是他拾廢品撿來的。
“家人都在安徽老家,這裡只有我和我在哈爾濱認的老爹。”賈希脫下身上厚厚的環衛服和棉鞋,一下把自己“砸”進了那張簡易但鋪得厚厚的床上。
(應採訪人員要求使用化名)[詳細]
當許多孩子正為家長安排的各種課外輔導班、培訓班叫苦喊累之時,西寧市環衛工人郭世花的女兒小花(化名)卻只有羨慕的份兒。小花曾苦苦懇求母親給她報一個英語培訓班,但卻因每學期480元的學費,郭世花猶豫再三,至今沒能下這個決心。
漲工資、轉正、有屬於自己的房子、給孩子應有的教育……出身於農村,好不容易在城市落腳安家了的郭世花也有許多的夢想,但現實與夢想有多遠,對於郭世花而言仍是未知之數。
1月24日下午6點,當記者見到43歲的郭世花時,她正在一個單位的家屬院內清掃垃圾,這是她的第二份工作。
每天淩晨4點開始,當人們還沉浸在睡夢之中,郭世花已經拿起掃把在大街上清掃,這是她的主要工作,也是家中主要的收入來源。
郭世花上半天班,從淩晨4點開始清掃,5點30分結束,6點回家給孩子做飯,7點又要去馬路上清掃直至中午1點。然後,又得趕到家屬院去值班和清掃。
“在環衛公司上半天班每個月1350元工資,給家屬院值班清掃每個月700元,加上平時撿拾垃圾賣廢品得來二三百元,每個月大概有2300多元。掙這點錢雖然不容易,在別人看來又臟又累的,但對於我們娘倆,已經很知足了。”郭世花對記者説。
幹環衛工人雖然累一點、臟一點,但工作也算穩定。西寧市的清掃員基本上都是臨時工,郭世花也不例外,她很羨慕有正式編制的員工,工資比她們高一倍,待遇比她們好很多,能夠得到他人的尊重……
“幾個月前,我的幾名同事去一家火鍋店吃自助餐,就因為穿著環衛服,被餐廳的人趕了出來。真希望社會能給我們這些環衛工多一些理解和尊重。”郭世花説。
郭世花的丈夫是10月1日去世的。“老阿爺(青海方言:代之‘丈夫')得了尿毒症去世,留下了我們孤兒寡母,第一次去醫院診斷説是嚴重貧血,後來按照醫院的診斷治療了幾個月,病情越來越重,最後才查出是尿毒症。”郭世花哽咽著講述生活的困苦。
“不過,世上還是好人多,環衛公司領導為了照顧我給孩子中午做飯,讓我可以提前一小時下班,家屬院的物業也允許我兩頭幹,小區的一些老人也常替我值班,許多好心人也常接濟我們娘倆,”説起身邊人,郭世花總是懷著一顆感恩之心。
現在,郭世花夢想著工資能漲一點,甚至夢想著有朝一日能被轉正,或許她的堅持和承受就是為了這個夢。
當想起沒讓孩子上英語培訓班這事兒,其實郭世花的心裏很不是滋味,總覺得這樣做虧欠了孩子。“我的女兒學習很好,我想了想,雖然現在經濟困難,但也應該答應孩子去報英語培訓班,不能再讓孩子以後沒文化……”郭世花説。[詳細]
六旬環衛工張佔梅,被撞住院近1個月沒人管;環衛工人銀瑞霞,因勸阻車窗扔垃圾被毆打;楊洪芳掃馬路10年遭清退,環衛局拒不支付賠償金;以上都是近期發生在呼和浩特市環衛工人中的事件。一系列事件反映出了環衛工人的生存現狀:工資待遇低、社會地位低、安全保障低。
環衛工人被稱為“馬路天使”,城市的“美容師”,與口號相比,他們或許更需要理解、支持、保障……
47歲的劉建軍是呼和浩特市賽罕區環境衛生管理局管理一所的環衛工人,在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大學東街清掃街道。
1月24日,北方冬天,淩晨5點,天還沒有亮,劉建軍已經開始了工作。
一間70多平方米的簡易房,一個月260元錢的房租,一台50元錢買的舊電視,這就是劉建軍的家。
淩晨4點,怕打擾兩個孩子,劉建軍躡手躡腳起床了。搬煤、生火,爐火使原本冰冷的“家”頓時有了一絲暖意。
來不及暖手,劉建軍穿好衣服,抓起一袋牛奶,悄悄地走出出租屋。戴圍巾、手套、護膝,一番“武裝”後,他啟動電動三輪車。
“我這腿不能著涼,一著涼就鑽心疼。所以要捂得嚴實些。”劉建軍拍著變形的雙腿説。因為骨質疏鬆,他的腿已經嚴重變形。
“醫生勸我多補鈣,我這不每天喝牛奶嘛。”劉建軍認為懷裏揣的牛奶既是早點,也是“良藥”。
劉建軍負責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大學東街徐家沙梁北巷到豐州路兩個路口間的街道衛生。從租住的不塔氣村到工作地大概有8公里,因為他腿腳不便,為方便出行,一家人攢了大半年錢買了一輛電動三輪車。
淩晨5點,劉建軍來到賽罕區大學東街徐家沙梁附近開始工作。
劉建軍告訴記者:“每天淩晨5點半就要上路清掃,再晚車輛多了,就不能到機動車道清掃了。”
呼和浩特市賽罕區環境衛生管理局管理一所副所長張兵説,呼市環衛工人上班時間分3個班,早班時間是從淩晨5點開始到中午11點半;下午班時間是從11點半開始到19點;夜班是從19點到22點半。
第一遍清掃結束後,大街上出現了稀稀落落的車燈。劉建軍掏出懷裏的那袋牛奶,就著寒風一飲而盡。“要不是腿上有病,我才不捨得每天喝牛奶呢……”
今年,從11月9日到1月20日,呼和浩特市下了9場雪,這給劉建軍這樣的環衛工人帶來很大的工作強度。他們從早5點到晚7點全天候地清雪。張兵和他們一起工作,中午張兵請他們吃午飯,一人一碗麵三顆雞蛋已經是“犒勞”。
2007年,劉建軍帶著妻子和孩子從河北老家來到內蒙古呼和浩特市。
因為腿的問題,劉建軍找不到“如意”的工作。聽説環衛局需要環衛工人,劉建軍帶著照片和身份證複印件去“應聘”了。第二天,劉建軍就拿著上崗證工作了。
“這麼快就找到工作,我打心眼裏高興。”劉建軍回憶説。
劉建軍的愛人做家政服務,每天沒有時間照顧家裏。9歲的女兒可以自理,剛出生8個月的兒子就被送回老家,由奶奶照看。
“孩子送回老家那段日子還算是輕鬆的。”劉建軍的愛人對記者説。
好景不長,因為老人的身體原因,2歲半的兒子被接回到了劉建軍身邊。誰來照看孩子,成了一家人的難題。劉建軍盤算,夫妻兩人都不能不去工作,少了任何一人的收入,家庭都承受不了。送去託兒所的費用也高得“離譜”……思前想後,劉建軍決定帶上兒子去工作。
從此,一位環衛父親帶著2歲半兒子工作的身影出現在賽罕區大學東街的馬路上。坐在父親特製的“環衛車專座”上,小孩子搖晃著雙腳,看著馬路上來往的車輛。每當劉建軍撿到小玩具遞給他時,他總會露出燦爛的笑容。
4年來,劉建軍的環衛車,就成為了兒子的流動幼兒園。
“感覺挺不容易的,冬天孩子也一直跟著。要是孩子坐累了,就下來和父親一起幹,父親掃孩子撿。”大學東街附近商鋪的人對這對父子都很熟悉。
“只要能和爸爸在一起,我就很幸福!”兒子的話減輕了一點劉建軍的愧疚感。
今年47歲的劉建軍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黑黑的皮膚、瘦削的身體、彎彎的雙腿,寒風中顯得很單薄。
劉建軍在環衛工人中算是年輕的。
張兵介紹:“近年來,很多農民都選擇到城市裏打工,由於年齡大沒辦法從事重體力活,大部分人選擇環衛工作。呼市環衛工人的年齡60-65歲的佔70%以上。環衛工人大部分都是外來人員,主要來自呼市周邊的旗縣。”
“現在兩個孩子已經上學,我更要努力掙錢。”劉建軍説。
劉建軍説的努力賺錢,其實是他打算再上一個夜班,晚19點到22點半,三個半小時可以多掙580元。
目前,劉建軍一個月的工資是1200元,妻子的工資是1000元。每個月兩個孩子的保守花銷600元,房租260元,再除去一家人的吃喝費用,所剩無幾。
張兵介紹,從2006年起,環衛工人7年漲了6次工資,但目前工資依然不高。“每個月1200元,一年14400元,一年工資不如一些企業的年終獎高。”
據悉,呼和浩特市環衛工人工資2006年從每月420元提高到470元;2007年提高到560元;2008年提高到680元;2009年提高到880元;2011年提高到1000元;2012年提高到1200元。
“什麼時候我們的工資和正式職工的工資一樣多就好了。”呼和浩特市賽罕區環境衛生管理局編制內工作人員近3000元的工資,讓環衛工人們羨慕不已。
除了工資,正式職工的“五險一金”更是讓環衛工人們羨慕。
一線環衛工人,長期在室外工作,接觸的都是最臟最累的活。需要到機動車道上清掃,環衛工人的安全隱患突出,隨之保障問題更應被重視。
“像我這樣的身體情況,能有一個‘營生’做已經很不錯了,我感謝環衛局。能出來掃街道的人身體都還算硬朗,很少去醫院。” 劉建軍甚至對保障和“五險一金”不太了解。
記者了解到,呼和浩特市所有非正式的環衛工人並沒有和環衛局簽署勞動合同,也沒有繳納醫療保險等“五險一金”。但是為了保障環衛工人的安全,環衛局為每個環衛工人上了人身意外傷害險,環衛局每人每年補貼300元,個人每年繳納200元。環衛工人如工作中遇到意外住院,這份人身意外傷害險最高賠付6萬元。
針對環衛工人沒有醫療保險等,張兵説:“沒有上其他的保險,是因為環衛工人年齡都偏大,加之流動性大,很多條件都不符合。”同時他透露,不久後,呼和浩特市環衛工人待遇可能會有政策性的改善。
採訪最後,央視網記者問劉建軍的願望是什麼,他説:“這份‘營生’我會一直做,做到做不動為止,我希望能讓我的兩個孩子都上大學,這樣就不用像我……”[詳細]
國考很熱,省考很熱,凡是與“體制”扯上關係的工作都很熱。國考人數年年都在增加,相關産業越發興旺發達,文科專業全班應屆生參加國考早就不是什麼新聞;在公務員隊伍之外,事業單位同樣被人追捧,哈爾濱市招聘400多個環衛工人,結果有一萬多人報名,其中有3000多人還是本科生甚至是碩士生。體制的門很窄,在很多人看來,只要擠進那道門,迎接自己的就是瑰麗的未來。
分房、錢多,福利好,體制內的單位總給人以這種印象,各種報道和現象也的確佐證了這一點。鐵道部將為職工修建保障房,一套房子的市價幾乎抵得上職工一生的工資收入,這也是很多人窮其一生的目標。2012年6月底,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11年度中央預算執行等審計情況時表示,中科院所屬9個單位以項目名義發放近億元福利,環保部下屬單位挪用項目資金85萬元發放餐補,國土資源部挪用項目資金1116萬發放補貼,工信部未報預算發放津貼補貼433萬元。一元錢一位的機關食堂,每逢年假的購物卡、健身課,等等福利也讓人們感到了體制的溫度。
如同戶籍制度一樣,體制很多時候是與之捆綁的社會資源的代名詞,這種資源有有形的福利,也有無形的優先權等。比如某部委準備為員工興建保障住房,在拿地階段佔據的優勢足已保證其房屋價值有著成倍上升的空間。再比如,在一線城市,教育資源本就極為緊張,而各種機關幼兒園、共建小學中學可以保證體制的優先選擇權。這種分配機制承襲于單位制,它是建國後確立的社會管理體制,至改革開放以前,單位集政治、經濟、社會等多種功能于一身,負責單位內部所有人的生老病死。
的確,曾經體制能夠提供長達一生的保障,有了保障就有安全感,不必隨著其他行業的大風大浪起起伏伏,不必理會經濟環境的風雲突變,這也正是現在中國社會所稀缺的。數據顯示,自1996年實行辭退制度以來至2003年8年間,全國公務員辭退率僅0.05%,人員流動率為1.25%,是中國“最穩定的群體”。厭惡風險,趨利避害是人之天性,退一步來説,一輩子順風順水不愁發不出工資,退休之後還有高昂的退休金,單單旱澇保收這一點就很有吸引力。
其實“體制內”這三個字只是一種籠統的説法,很多政府機關施行公務員聘用制,打破了“一考管一生”的傳統;諸多為事業單位提供勞動的人也只是外聘人員。同工但不同酬,體制的真正意義正是基於此的一種特權與優勢。
但不得不提到的是,這種優勢也絕非沒有風險,對於全社會來説,追求“一勞永逸”的人越多,社會的活力就越少,創造價值的能力就越差;在那個“個人奮鬥”意識淡薄的年代,沒人會想到國企的改制來的那麼突然,下崗潮將端著鐵飯碗的人們的生活改變的那麼徹底;公務員競聘制、淘汰制,事業單位人事改革,等等類似措施雖然推行的比較緩慢,但誰説這只已經出現裂縫的飯碗有朝一日不會被徹底敲碎呢?[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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