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筱寧是銀川市賀蘭縣馬家寨社區的居民，因為先天殘疾，她的雙手不能像正常人一樣幹活，經過長期的生活鍛鍊，做飯、整理房間等簡單的活，她可以用雙腳來完成。生活雖然可以自理，但是魏筱寧幾乎沒有參加社會工作的能力，只能靠每月領取低保金維持生計。

同是馬家寨社區居民的郭大媽今年73歲，兩年前老伴去世後，一直沒有正式工作的她失去了經濟來源。幾個兒女的經濟條件也並不好，在社區的幫助下，郭大媽退了老伴在世時一起租住的房子，申請了賀蘭縣的廉租房和低保，獨自生活。

社會救助是民生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對於這些無法從事社會勞動的老人、殘疾人等需要救助的社會居民而言，家庭沒有照顧他們的能力時，政府救濟成了他們生活的最後保障。

據了解，今年元旦至春節期間，銀川市政府開展“寒冬送溫暖”活動，為三區兩縣一市的18200戶（每戶60元）城市低保戶發放冬儲菜補貼，共計110萬元。此外，各縣區又根據情況為低保戶發放了節日慰問金，據賀蘭縣民政局的工作人員介紹，今年全縣3289戶低保家庭，都將領到500元的春節慰問金。

記者看到魏筱寧的低保發放存摺上60元的蔬菜補貼已經發放到位，據介紹，500元的春節慰問金將陸續發放到賀蘭縣每位生活困難的群眾手中。

賀蘭縣馬家寨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孫麗紅告訴記者，早幾年“送溫暖”活動的慰問品、慰問金很少，無法覆蓋到每戶低保戶，現在這個問題解決了。

不過，國家的政策好了，一部分人也養“懶”了，有些人乾脆不再工作，而有些人為了繼續吃低保，即使工作了也惡意隱瞞，孫麗紅告訴記者。

低保金等社會救助是民生保障的“最後一道防線”，一些原本可以自力更生的人還長期享受低保，為財政增添了負擔的同時，無形中也培養了好逸惡勞的不良風氣。

針對這一現象，銀川市民政局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從2007年開始，銀川市已對全市低保戶進行了清理整頓，對於不符合低保標準的居民取消低保補助，同時追回了一部分已經發放的低保金。根據銀川市民政局低保中心2010年12月、2011年12月、2012年12月，三個月的統計數據顯示，銀川市城市低保人數逐年減少，從2010年的24482戶，降至2012年的18146戶。

而據賀蘭縣民政局工作人員介紹，低保戶的情況一個季度會進行一次排查，有很少一部分年輕人因為冬季暫時無法外出打工，會領一個季度的低保，到時就會取消。[詳細]

1月23日，遼寧錦州義縣高臺子鎮大集上人頭攢動，這些鄉親們都是前來置辦年貨的。在東北農村，每逢十天一開的大集，是鄉親們購物的最佳場所。

這天，農民徐長福除了買來豬肉、水果等年貨外，手裏還拎著幾本書籍和年畫，“這是市裏領導送給我們的‘法律年貨’。”

原來在當日，“平安遼寧年畫”錦州首髮式正在義縣高臺子鎮舉行，錦州市政法系統趁農村趕集的機會，組織專門法律人才在大集現場設置諮詢臺，與農民面對面進行法律諮詢和法律援助，併為農民們免費發放法律書籍。

法律諮詢現場十分火爆，在諮詢臺周圍聚集了很多農民，聽説這是錦州市裏免費為大家提供法律諮詢，老鄉們自覺地排起長隊，把自己家裏所遇到的煩心事都傾訴給了工作人員。

2012年，徐長福心裏一直有個疙瘩解不開，他與鄉鄰劉某一起合夥買了一輛卡車搞運輸，購車時各自出資15萬元，但是劉某卻只分賺來的利潤，拒絕支付司機工資，二人因此産生糾紛。

徐長福與劉某在購車時並沒有簽訂任何合同，所以徐長福認為自己即使去法院起訴劉某，也贏不了。徐長福心裏一直窩著氣，總想找機會報復劉某。通過宣傳員的講解，徐長福明白，私自報復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會招致自己犯罪入獄，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還是要靠法律。

在諮詢現場，徐長福特意找來劉某，諮詢員當場進行調節，反復對劉某進行説服教育。結果，徐、劉二人糾纏了一年的矛盾，被諮詢員當場解決，劉某同意與徐長福共同負擔卡車運營所産生的一切費用。

在大集上，錦州市政法委工作人員在提供法律諮詢的同時，還會把一些法律書籍和與普法相關的宣傳畫、對聯、宣傳單等免費贈給農民。這其中，“平安遼寧年畫”最受農民喜愛，一個領到年畫的農民高興的説：“一年啥最重要？賺錢多少不重要，平安才是福啊！這年畫喜慶、吉祥，也讓我明白了這個道理，真好！”

送法律年貨的點子是如何産生的呢？王姓工作人員解釋説，因為春節將至，如何對困難家庭進行慰問，是錦州政法系統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往年，我們會買一些慰問品或者直接發現金，來補助一些的確有生活困難的家庭，”王姓工作人員説，“但是我們覺得這樣的幫扶效果並不好，即使幫得了一時，也幫不了一世，發一些微不足道的救助品，不如幫助困難家庭想致富的出路，分析貧困的原因。”

針對農民這一群體法律意識相對淡薄的特點，錦州市政法委覺得：“送米、送油不如送法律，米、油有吃完的時候，普法宣傳卻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的法律意識，這樣更有價值。”

有了這樣的想法，遼寧錦州市政法系統立即展開行動，抓住進入臘月農民趕集購年貨這一時機，在全市農村集市、貿易場所，把“法律年貨”免費發放給農民。

據統計，首髮式當天“平安遼寧年畫”發放了2000份，法律書籍發放了3000冊，法律傳單發了5000份，具有普法內容的春聯也發放了2000副。

“普法工作我們每年都在搞，但是今年這樣的形式我個人覺得效果最好。”一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説，“能夠與老鄉零距離，直接溝通，直接進行法律援助，使他們自覺地學法、懂法，意義重大，像這樣的春節慰問，我個人覺得更貼心。”[詳細]

這是一個特殊的貧困家庭，甚至是一個極端貧困的個案。20多年來，單身媽媽王士華帶著三個兒女，接連遭遇兒女殘疾，失業、癌症重重打擊，種種磨難下，她依然挺立。

最困難的十年

跟癌症搏鬥了一年多，57歲的王士華面色蒼白，化療脫落的頭髮已經長了出來。她租住的二十幾平米的房間雖然擁擠，卻收拾得井井有條。屋裏的傢具、床、電視機都跟兩個女兒的年齡差不多，雖然已經用了二十多年了，還是擦拭得乾乾淨淨。

快過年了，除了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送來的米麵油，王士華只腌了兩斤多鹹肉。

王士華的第一個孩子上小學四年級時患上進行性肌營養不良症，逐漸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王士華和丈夫所有的積蓄都給孩子看病了。憑著北京協和醫院開具的證明，王士華拿到了二胎指標。

1990年，王士華生下了一對雙胞胎女兒，不幸的是，由於難産，第二個孩子小雙出生時缺氧導致腦癱，至今23歲的小雙只有七八歲孩子的智力，屬於二級智力殘疾。

1998年，由於工廠效益不好，王士華下崗，每個月只拿200元生活費。丈夫早已另有新歡，不回家門。王士華只好在家門口給人當鐘點工、撿垃圾養育三個嗷嗷待哺的孩子。

“我就是在馬路上碰到他，也不知道他是我爸爸。”在大雙的眼裏，“爸爸”只是一個名詞，她絲毫沒有感覺，更沒有印象。

“一個人照顧兩個殘疾孩子，十年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沒有脫過衣服睡覺。”回憶當年的艱辛，王士華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熬過來的。

2000年，兒子去世，王士華將小女兒鎖在家中，出去找工作：看自行車棚、當保潔員……

兩個女兒逐漸長大了，王士華漸漸看到黎明的曙光。孰料2011年夏天，命運再次扼住了王士華的喉嚨。大學一年級的大雙放假回家的第二天，王士華被查出宮頸癌晚期。

低保中的貧困戶

兒子去世後，王士華申請了低保。從當初的180元到如今的410元，王士華告訴記者，低保能讓她們母子三人吃飽。

2013年1月11日，兩節“送溫暖”，合肥市瑤海區婦聯、合肥市瑤海區大通路街道婦聯和女企業家協會送來了1000元，還帶來了一袋大米和兩桶油。前來慰問的合肥市瑤海區副區長昂朝霞親眼目睹了王士華的困境，隔天又給大雙買了棉襖、皮鞋、牛仔褲。

街道通知她，將按照人均400元的標準給她家發放過年補助，還要發450元的過年大禮包。

如今，王士華靠1300元的退休金以及她跟小女兒兩個人的820元低保生活。

“她家是低保當中的貧困戶，只要能享受的保障政策，我們都讓她家享受。”合肥市瑤海區大通路街道民政辦主任李文勝告訴記者，大部分低保家庭都有一個共同點——家庭成員因大病或殘疾失去勞動能力，但像王士華這樣困境重重的還是少數。

已經上大三的大雙一年的學費是15000元，住宿費1500元，每個月生活費500元，一年最低花費21000元（生活費扣除三個月假期）。雖然勤奮好學的大雙每年都能獲得5000元獎學金，但大雙學習的是建築專業，對她來説，草圖紙、馬克筆、打印圖紙這些耗材十分昂貴。

三個月前，經常被鎖在家中的小雙，在合肥市春芽殘疾人互助協會（一家專門為殘疾兒童、青年及其家庭提供專業服務和支持的民間公益機構）免費學習手工製作，每個月交60元生活費（中午在學校吃飯，別人交120元生活費，學校降低了小雙的生活費）。一位好心家長聽説了小雙的特殊情況後，還幫小雙交了500元生活費。

十年前，小雙患上慢性甲狀腺功能減退症，不僅每天要吃藥，每隔三個月還要到醫院檢查一次，檢查一次要200多元。這些藥物和檢查費用都要自費。王士華自己也在服用抗癌症藥物，有的藥物不能報銷，需要自費，兩個人一個月的藥費加起來至少也要400元左右。母子三人租住的房屋一個月房租300元。

如今，王士華一年的收入（退休金和低保）加起來只有25440元。患病失去勞動能力後，社會保障制度的救助已經不能滿足這個家庭的支出。

王士華幾次住院治療花費了30多萬元，職工醫療保險報銷了20多萬元，王士華自費了10萬多元。街道幫王士華申請了15000余元的大病救助金，剩餘自費的錢除了因拆遷獎勵的提前搬家獎和補貼的房租三萬多元（王士華原本居住的房屋拆遷後等待安置），其餘都是親朋好友、媒體、社會人士的捐助。

社會救助彌補制度縫隙

2003年開始，合肥市瑤海區大通路街道婦聯主席楊自英和《安徽商報》社負責愛心幫扶的記者邱紅認識了王士華。

“我第一次到她家，真沒想到現在還有這麼困難的家庭。”楊自英説，她通過種種社會捐助項目，每年幫大雙申請1000元左右的補助。獲知王士華患癌症後，街道又從辦公經費中擠出1500元送到王士華手中。寒假期間，楊自英讓大雙到自己辦公室“打工”，不僅可以補貼一點費用，中午還可以在食堂吃飯。

“從2003年開始，只要我們報社有針對貧困家庭的活動，我們都讓她家參加。我們這幾天聯合一家愛心企業給貧困家庭發放300元左右的年貨，已經把她的名字報上去了。”邱紅不僅利用工作關係幫扶王士華一家，還將自己的同學和朋友也拉入到幫扶王士華的隊伍中來。

“邱紅得知我住院，硬塞給我2000元，叫我安心治療，不要想大雙學費的事情。我住院的床位是邱紅的朋友孟叔叔安排的，孟叔叔也一直在幫扶我家，在我住院期給我多次資助。”王士華告訴記者，在她最絕望的時候，是孟叔叔、楊自英，邱紅等諸多好心人的資助和關愛幫她度過了難關。

邱紅還幫大雙介紹實習單位，實習單位不僅接納了她，一個暑期還給了2000元實習費。大雙第一學年的學費也是市婦聯、團市委幫助以及邱紅通過報社相關活動爭取的。

老同事、好心的鄰居到超市買菜，總會多買一點肉、土豆、蘋果送來；無親無故的姐妹認識後也都慷慨解囊；1月25日上午，正在參加安徽省“兩會”的政協委員嚴真友專程來到王士華家裏，送來了3000元……

這些愛心人士送來的一個蘋果，一句鼓勵的話，王士華都記在心上，記在本子上。

王士華覺得無以回報。2011年8月23日，她在志願捐獻器官的證書上簽字，決定身後捐獻眼角膜。

最讓王士華擔心的是小雙的未來，她希望大雙長大後能帶好小雙，可是她又怕小雙拖累了大雙。

這種矛盾的心情，經常讓她難以平復……[詳細]

世界有愛才永恒，世界有愛才轉動。辭舊迎新，各地各部門都在積極開展著走訪、慰問困難戶的工作。但少數地方、部門開展的工作卻悄然變了調子：送溫暖流於形式，浮于表面；事先精心挑選對象，要求在記者面前會説話、懂配合。

常有困難戶私下表示，“送不了暖”、“保不了溫”，接待一次送溫暖活動會平添許多“幸福的煩惱”。如此看來，形式主義的溫暖能否燃起困難戶生活的希望，答案不言自明。

作為改善和保障民生的一項重要工作和措施，送溫暖要力求實效、心懷真情。慰問這一項工作其實可細分為寬慰、問需和問診三個小項。蜻蜓點水式的幾句寬心話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困難戶面臨的生活難題，只有真正深入了解困難戶致貧的原因，“望聞問切”並根據原因對症下藥、送去“致富經”，增強困難戶的自我造血能力，才能使他們徹底脫離窘境，成為有效的送溫暖活動。

物質匱乏的年代，送些米麵油能夠解決困難戶的燃眉之急，過年時吃上一頓熱騰騰的餃子就是最溫存的記憶；但在全社會貫徹落實厲行勤儉節約精神的當前，“千里送鵝毛”的成本也需要送溫暖的單位仔細掂量。因此，及時救助、精確救助才是新時期送溫暖的工作思路。改變以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工作方式，補齊救濟短板，探索為困難戶提供常態化的生存保障，例如推薦就業崗位、介紹具有普適性的致富項目和經驗等。通常情況下，前來送溫暖的多是相關職能部門的領導，或是有著豐富致富經驗的企業負責人，他們在致富信息上有著困難戶無法比擬的優勢。取此之長補彼之短，才是良謀善策。這種科學、規範、人性化的送溫暖活動體現的是政策的溫度和愛民的情懷，縮短與群眾的距離，加深情感。

一件熨帖民心的好事，不但要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更要達到錦上添花的效果。及時送達是責任所在，體察需求則更彰顯真情。歸根結底，送溫暖要形成系統的民生工程，送溫暖的單位要成為扶貧濟困鏈條上的樞紐和砥柱，連接上遊的致富渠道和下游的盼富人群。這既拷問社會的良心，也考驗政府的智慧，而不僅僅是“授人以魚”那麼簡單。

十八大閉幕後，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絡群眾的“八項規定”，在全社會颳起了一股“清明旋風”。而今，將送溫暖作為落實“八項規定”的鮮活實踐和抓手，實為應有之義。不致辭、不開會、不擺鮮花、不挂橫幅、不走地毯、不吃“便飯”、不過度報道、不要求受助困難戶列隊迎送……淡化形式、突出主題的送溫暖活動會留下更紮實的足印，也會讓困難戶逐漸走出貧困的陰霾，升騰起真切的感恩之心。[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