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個人歷史：凱瑟琳·格雷厄姆自傳》，作者：[美] 凱瑟琳•格雷厄姆，出版：中信出版社，原題：《“水門事件”的影響》

當我們在“水門事件”中處於最低谷的時候，我個人的情況也很糟，因為我摯愛的同事弗裏茨患上了癌症，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到了1973年4月的最後一天，弗裏茨病情危急。他躺在病床上收聽了尼克松的講話。他的妻子利亞娜後來告訴我，當尼克松一度在講話中承認自己負有某些責任時，弗裏茨舉起手臂，握著拳頭，利亞娜後來給我寫信時説，“他驕傲地咧著嘴笑了，‘謝謝，謝謝！’他熱情地歡呼道，‘太好了！萬歲！’這是弗裏茨最後一次向《郵報》致意！是的，他完全明白所發生的一切！他在那兒眉開眼笑地高興了一小會兒——為這整件事也為你們所有人感到興奮和激動。”第二天早晨，弗裏茨去世了。這兩件事同時發生——我們的報道被證實和弗裏茨去世——讓我的滿足和喜悅交織著深切的悲傷和失落。

第二天的記者招待會上，羅恩·齊格勒為他早前批評《郵報》報道的言論向《郵報》全體人員道歉，並特別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道歉。齊格勒的聲明令我們所有人感到吃驚，同時也表明在某種程度上他已被爭取過來。鮑勃馬上打電話向他表示感謝，齊格勒回應説：“我們都有自己分內的工作要做。”我向打來電話的新聞記者發表了一個聲明，説我們感謝並欣然接受這個道歉。“這個道歉不吝惜措辭，表達得很大度。我非常樂意接受它。”

弗裏茨去世後剛過了一週，《郵報》憑藉其關於“水門事件”的報道榮獲普利策獎。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受到了嘉獎，赫布洛克和羅傑·威爾金斯的名字也被特別提及。後來證實，普利策獎的評委們在這個事件最富戲劇性的情節發生前幾週開了一次會，會上他們並沒有把普利策獎投票給“水門事件”的報道或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他們原先提名的是《郵報》的另外4名員工：戴維·布羅德被提名評論獎；鮑勃·凱澤和丹·摩根被並列提名國際報道獎；而比爾·克萊本憑藉對一場監獄暴亂的報道被提名突發性新聞報道獎。

麥科德的信被公之於眾後，當時擔任評獎委員會委員的斯科蒂·賴斯頓和紐博爾德·諾伊斯指出，《郵報》沒有因報道“水門事件”而受到表彰是毫無道理的。我們之前曾進入優秀公眾服務這個獎項的角逐，但是沒有獲勝，或者説看起來只有一步之遙，因為評獎委員會的地區編輯對這整個事件抱著相當懷疑的態度。等斯科蒂和紐博爾德發表了他們的觀點後，委員會問本·布萊德利想讓《郵報》進入優秀公眾服務獎還是調查性報道獎的角逐。本選擇了優秀公眾服務獎，這正是《郵報》贏得的獎項。然而，普利策獎的評委團同時取消了他們已經投票決定了的、《郵報》獲得的三個獎項中的兩個，只保留了戴維·布羅德獲得的評論獎。

但是，儘管有了尼克松出人意料的講話，還有普利策獎的獲得及其帶來的對我們報道的肯定，整個“水門事件”卻遠遠沒有結束。之前的一些慶祝有些為時過早。雖然在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辭職之後我們獲得了信任，但是白宮內部依然有我們的死敵，儘管弱小了一些。還是有很多人站在尼克松一邊，依然認為整個事件被嚴重地誇大了。很多外國人沒有把握“水門事件”的實質，尤其是在歐洲和阿拉伯世界，那些地方的人視這位總統為外交事務的天才；在很多方面，他確實符合這種看法。

有很多事情我們和公眾仍然不知道。但發生在1973年春天的一件事加快了我們的步伐——聯邦大陪審團以密謀、作偽證和妨礙司法的罪名起訴前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和前商務部長莫裏斯·斯坦斯，指控他們妨礙了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國際金融家羅伯特·維斯科進行的一次調查，以換取維斯科為尼克松1972年的競選活動提供20萬美元的秘密捐款。此外，電視轉播的參議院“水門事件”聽證會，以及保守派人士，包括巴裏·戈德華特呼籲彈劾的聲音，也助了一臂之力。

《郵報》堅持不懈的努力加上其他報紙和新聞媒體，以及國會和各級法院後來的努力，這座冰山的本來面目露出了水面。越來越多的陰謀和政治欺騙的證據暴露在人們的視線之下。幾名記者遭竊聽的事實被揭露。有很多人告訴我們，《郵報》大樓被安裝了竊聽器，我甚至還遭到跟蹤。這可能是猜疑過度。我們在整幢大樓、我的辦公室和幾名重要編輯的辦公室裏展開了大面積搜索，結果毫無所獲。我非常確信我的電話從未被竊聽，也不相信我曾被跟蹤，但由於受到這種氣氛的感染，這種猜疑看起來絕非空穴來風。

1973年6月，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發表文章説，白宮在1971年和1972年一直保有一份“政敵”名單，我們中幾乎沒人對這件被揭露的事情感到吃驚。很多人——其中有幾位是我的朋友——把登上這個名單看做是一種榮譽。我不記得我的名字是否在名單上，但我很清楚，不管我的名字被寫下與否，我都在名單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