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區閒置的空地成了垃圾場和居民種菜的地方

常住人口40萬，流動人口高達60萬；遠離市區，房價較低，周邊交通便利……這就是北京最大的經濟適用房聚集地區——天通苑，也被稱為“亞洲最大”的社區。近期有媒體報道“天通苑曾是大型垃圾填埋場”的歷史後，天通苑土壤污染問題引起廣泛關注。

“20年以後，天通苑肯定是北京的癌症高發區！”早前，甚至有網民在某社區論壇上如此悲觀地預計，“天通苑那片地區最早時候是北京的垃圾處理場，土地和地下水早就被污染了，住在天通苑的居民現在開始攢錢吧”。

為一探究竟，記者來到了天通苑西區。

私自圍起的閒置土地

天通苑社區位於北京市區以東的昌平區東小口鎮，屬於城鄉結合部。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全面，有物美，家樂福等大型購物中心，以及龍德廣場、北方明珠、天通尾貨等諸多大型商城。

稍早前，有媒體報道稱，“從50年代開始，天通苑就是北京城市垃圾填埋場，天通苑東區曾是處理生活垃圾的區域，西區則是處理醫療垃圾的區域。垃圾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對土壤産生影響，若土壤中有害物質過超過其自凈能力，土壤的組成、結構和功能就會産生變化，土壤中的微生物活動受到抑制，有害物質或其分解産物在土壤中會逐漸積累，間接被人體吸收，從而危害人體健康。”

對於曾被用於生産、貯存、堆放過有毒有害物質，或因遷移、突發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並産生人體健康、生態風險或危害的地塊，西方用“棕地”（Brownfield Site）來概括。

“棕地”等土地污染，可以導致六大危害：腫瘤和癌症等損害；功能異常和其他荷爾蒙系統異常；生殖障礙和種群下降；行為失常；免疫系統障礙以及性別混亂。

天通苑土壤環境是否得到改善？有毒物質是否正侵蝕著人們的健康？2013年4月15日，記者來到天通苑西區，看到地鐵站附近黑車、摩的以及小商販魚龍混雜，周圍衛生環境較差。地鐵附近有一塊工地，工程車無任何防塵措施，正在進行施工，灰塵和噪音無阻隔地傳到附近十幾米遠的居民區。當地居民告訴記者，這裡曾是一個手機電子零配件加工廠，閒置了五六年無人問津，近一個月才開始拆除。

通過當地居民的指引，記者看到了天通苑西區一塊長期空置的土地。許多居民私自用柵欄圈起來進行耕種，儼然成為當地居民的“開心農場”。記者看到，空地上垃圾隨意堆放，散發著難聞的氣味。儘管如此，仍然有淘氣的孩子三三兩兩在此玩耍嬉戲。

癌症的傳説

全國腫瘤登記中心發佈的 《2012中國腫瘤登記年報》 北京癌症分佈地圖顯示，北京市昌平區的天通苑是癌症高發區。

王大爺在天通苑西一區居住了十多個年頭，十多年前子女來到北京工作以後，在天通苑買下一套100多平米的商品房，便把王大爺接到北京一同生活。他平時的生活很簡單，早起買菜做飯，接送孫子上學，閒暇時與小區的老朋友們散散步鍛鍊身體。

“我在這裡居住了十多年，周圍許多老朋友得了癌症。”王大爺向記者表示。平時都一起散步的朋友們有的得了肝癌，有的得了胃癌，“都説病從口入，幾年前小區自來水抽的是地下水，燒開以後都是水垢，我擔心水質不乾淨。”王大爺説。

來自湖北的小李在北京工作了五年，在北京上完大學畢業後進入一家國企工作。月薪五千的她只能暫時租房。這是她在天通苑居住的第四年，雖然今年房東又漲了房租，她仍然表示不考慮搬出天通苑。“就算房租漲到一千塊錢一個單間，但是房子很新還很漂亮。這種價位在北京五環內都租不到的，性價比很高。”

不僅是剛工作幾年的白領，更多剛畢業的大學生由於其低廉的房租，也都紛紛涌進天通苑入住。據統計，2013年，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人數將達22.9萬人，並不包括高職與研究生人數。截至2012年底，天通苑常住居民將近40萬人口，而流動人口60萬。每年有更多的大學畢業生和外來務工者入住天通苑，因為其低廉的房租和相對便利的交通。50年代的垃圾掩埋場，如今已成為“亞洲最大居民社區”。

當記者詢問是否知道天通苑所在地上世紀50年代曾是垃圾掩埋場時，王大爺表示“知情”，並遙指天通苑麗水園方向，説：“以前，垃圾場在那邊！”而住在天通苑麗水園附近的小李則告訴記者，天通苑西區以前都是垃圾場。多數居民對垃圾掩埋場的歷史表示有所耳聞，但具體地點卻眾口不一。

土壤污染修復難度比大氣污染大得多

北京市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副主任王寧對癌症高發區存在的原因解釋説：“人口集中和老齡化程度較高都會導致在癌症發病率上得到體現，因此在疾病的形成中人口遷移在所難免。”

天通苑成為癌症高發區，是否真的與上世紀50年代的垃圾掩埋有關？垃圾掩埋是否存在有毒物質殘留導致居民癌症高發？

“垃圾掩埋地未經修復即開發成居民住房存在風險。”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環境修復研究中心主任陳同斌向記者表示，“天通苑居民區最初規劃欠妥”。

《河南預防醫學雜誌》刊登的《中國癌症高發區的土壤環境》研究報告中寫道：“癌症高發區與土壤中化學元素含量的相關性通過研究發現，癌症高發區除水土嚴重污染，許多常量成份和污染指標出現異常外，一些微量元素還常表現出明顯缺少或嚴重超量的特點。”

“土壤污染修復難度比大氣污染大得多”，陳同斌同時向記者表示，“需要的資金也遠遠高於後者”。陳同斌介紹，比起空氣污染和水污染治理，西方發達國家用於土壤修復治理的資金，在環保領域投入中佔的比重最大。即便如此，在原來的垃圾填埋場上蓋居民房，導致居民出現健康問題的事情，在發達國家也屢見不鮮。

我國目前尚無相關土壤污染法律處罰依據，並且無相關污染數據指標。那麼誰該為“棕地”污染負責？這恐怕是急需解決的一個問題。[詳細]

D社區東側是在建的二期工程，場地內的施工景象被高墻擋住。

從北京地鐵八通線管莊站下車，沿著雙橋東路南行，穿過一片城中村，能看到兩處隔路相對的大型社區，D社區與Y社區。

D社區的居民2005年入住，目前小區周邊商業繁華，入住率高，二手房均價達到2.45萬/平方米。4月的傍晚時分，小區裏到處是遛彎兒的人群，一片祥和氣氛。但人們不知道，他們的腳下，卻隱藏著危機。

D社區所處地塊是鐵道部防腐枕木廠土地出讓後所留下的，土壤未經嚴格的修復治理，屬於典型的“棕色土地”。

維權不了了之

關於“棕色土地”的概念，不同國家的內涵與外延都有區別。在我國，“棕地”一般是指工廠已經搬遷，但還沒有開發的受污染地塊。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發明。他們認為，“棕地”是一些不動産，因為現實或潛在的有害物質及危險物的污染，影響到它們的擴展、振興和重新利用。具體到土地性質上，工業用地是“棕地”的主流，既可以是廢棄的地塊，也可以是正在使用中的。

一位環境保護領域的業內人士透露，若居住在“棕色土地”上，居民可能會因此中毒。但他同時強調，危害需要通過長期積累才可能顯現。

“棕地”危害最知名的案例，是美國的“拉伕運河事件”。在1942年至1953年的11年間，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乾涸的拉伕運河河谷，一直是個用於傾倒工業廢料的垃圾場。20世紀50年代後期，這片河谷陸續被開發，2000多戶居民居住於此。問題發生70年代末，各種怪病困擾當地居民，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奇高。後來，真相得以曝光，當地居民不得不搬遷。

據相關人士透露，早年間，在D社區所處的地塊上，鐵道部防腐枕木廠在生産過程中大量使用防腐劑、抗老化的化學物質，其中五氯酚毒性最高，曾發生過“工人中毒事件”。該廠2001年倒閉，但在其40年的歷史中，那裏的土地受到了嚴重污染。

如今，當年的工廠不見了，但那裏的土地是不可能消失的。在那裏，除了已經建成的成熟的D社區，某樓盤的二期正處於在建狀態。

D社區于2003年起開發，立項時，開發商在宣傳文案中使用的是“某某新城”這個名字。據小區業主透露，沿雙橋東路繼續南行，有一片小區叫K別墅，是北京知名的高端豪宅。當時，地處東五環外的管莊地區並不是購房者的首選地，開發商為製造轟動效應，便起了個與K別墅相似的名字。2004年，小區開始銷售之後，被改名為D社區。

D社區分三期開發，2007年便銷售一空。其間，這裡的居民基本安然無恙。但到了2012年，問題出現了——D社區東側的某新城二期工程動工後，施工過程中挖出了一個裝有苯胺的廢料罐，臭氣很重。這時，D社區的居民才突然意識到小區地下暗藏危機。

2013年，有媒體對D社區的“棕地”問題進行了報道。如今，當記者再次前去暗訪時，發現大部分居民依然對“棕地”並不知情，只有少數業主“略知一二”。

郭芳是D社區的一名業主，2005年她便開始在這裡居住，小區“棕地”問題讓她十分擔憂。“這裡的住戶對‘棕地’了解不多，但是基本都知道這裡的水受到污染了，其實也是‘棕地’導致的。”

中國環境修復網主編高勝達表示，“棕色土地”的土壤污染通常都會導致地下水污染。一方面是污染物通過土壤滲透到地下水中，另一方面在大自然的水循環過程中，降水也會將地表污染物帶入地下。郭芳説，工廠的防腐液早已經滲漏到地下了，而她所在小區的自來水是直接抽取的地下水，因而很多人不敢飲用。目前，小區居民大部分都喝桶裝水，郭芳家裏還裝了凈水器，以解決洗漱等其他用水需要。

曾經，D社區居民就“棕地”和水污染問題進行過維權。業主欒喆告訴記者，維權始終沒有得到各方的合理答覆，後來便不了了之。“由於小區早已清盤，‘棕地’問題並沒有影響到開發商，同時小區房價在周邊屬於較低水平，二手房也依然熱銷。”欒喆認為，“雖然曾有報道，但是現在人們大多淡忘了。”在房價高企的今天，購房者能買到房都已經很不錯了，土壤是否有毒，並非他們十分看重的。

“嫌疑”從三環外開始

上世紀50年代，為發展經濟，大量化工廠在全國拔地而起，但由於當時技術落後，以及各級政府及企業都缺乏環保意識，工廠的污染情況比較嚴重。隨後，歷經市場經濟的大潮，這些工廠有的倒閉，有的搬遷。

從1985年開始，北京的污染企業進行了小規模、零散的搬遷，2000年後搬遷工作進入有序、規範階段。後來，根據《北京奧運行動規劃》，2008年之前，北京東南郊化工區和四環路內的200家左右污染企業，基本完成調整、搬遷工作。有媒體報道稱，這些工廠所留下土地很可能變成有毒的“棕地”。

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告訴記者，一般情況下，化工廠的生産流程規範、排放達標，可以避免“棕地”的産生，但是要完全做到杜絕污染，對技術上的要求是很高的。

目前，並沒有權威資料顯示，北京到底有多少污染企業已經搬遷，以及具體留下了哪些被污染的土地。2006年開始，國家有關部門曾對全國土壤污染現狀進行調查，調查活動於2011年結束，但具體數據和污染分佈情況至今仍未被公佈。

一位長期關注“棕地”問題的人士告訴記者，北京“棕地”更為清晰的分佈圖，可以從北京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城市地圖中發現，“上面應該標注了化工廠的具體位置，這樣就能推測北京哪處地塊可能受到污染”。當記者向北京市地圖的繪製單位北京市測繪設計研究院提出查閱北京老地圖的請求時，該單位卻以“涉密”為由予以拒絕。

記者隨後通過實地調查並查閱大量資料發現，目前，北京市有“棕色土地”“嫌疑”的地塊，主要集中在通州區、東四環東南郊化工區、北五環外以及南三環和石景山原首鋼地區。

在通州區，東方化工廠、日化二廠、造紙七廠位於東六環附近的濱河南路和玉帶河東街上，呈現沿河分佈的態勢，而與大型工廠形成産業鏈的中小化工廠也分佈在附近。

東四環大郊亭和垡頭一帶，曾被稱為北京東南郊化工區，這裡曾有北京化工二廠、北京玻璃二廠、北京染料總廠和北京煉焦化學廠等企業。位於王四營鄉化工路旁的一個小區，是北京規模較大的保障性住房項目，建成後可入住7000余戶。該小區所在地塊上，曾是北京染料廠。

北五環外的天通苑是北京最大的居民區之一，從上世紀50年代起的多年間，這裡一直是垃圾填埋場。其中，天苑東區曾是處理生活垃圾的區域，西區曾是處理醫療垃圾的區域。

北京南三環，在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有一片化工廠、農藥廠。化工三廠、北京紅獅油漆廠、北京助劑二廠、北京制膠廠和北京銅廠等化工企業分佈於此。目前，這一地區已經建成了商務寫字樓和住宅區。

位於石景山區的首鋼，曾是有名的“污染大戶”。首鋼1919年建廠，到2010完成全部搬遷，歷時近百年。首鋼大院裏，曾有第二線材廠、煉鋼廠、煉焦廠、鋼鐵廠、燒結廠、型材廠等企業。如今，首鋼搬遷到唐山，原廠址正在建設首鋼文化創意産業園。

修復困局

在污染治理責任的認定上，國務院曾做出規定，堅持“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而問題是，“棕地”大多數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産物，國有化工企業遺留了土壤污染問題，但如今不少企業已經破産，難以追蹤責任人。

於是，“到底誰來承擔土地修復資金”，一直爭論不休。目前，我國用於修復“棕地”的資金，主要由地方政府或房地産開發商來承擔。在房價、地價比較高的一線城市，房地産開發利潤高，可以承擔土地修復成本。而在中小城市，政府、百姓對“棕地”認識都不足，同時高額修復費用也無法通過房産開發來補貼。

2012年，北京市環保局透露，真正已經修復的“棕地”只有8塊。這意味著，大量存在潛在風險的土地，並沒有得到重視。

但這種情況或將好轉。2012年至今，隨著“棕地”問題不斷突出，政府對污染土壤防治的重視度不斷提高。去年11月份，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為中國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做出部署。2013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近期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工作安排》，提出嚴格控制新增土壤污染等六項任務。

但政府的重視仍然很難讓業內人士足夠樂觀。有土地專家透露，在“棕地”認定上，原則上必須有權威機構出示調查報告，但在實際操作環節又容易出現“貓膩”。

有媒體曾拿到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所做的“某新城二期場地土壤和地下水初步調查報告”。報告指出，通過對採集取樣分析發現，土壤中的污染物超標嚴重，主要污染物多環芳烴致癌性極強。但在最終版本的環評報告上，只字未提土壤污染。更有知情人透露，市場上不乏環評報告作假的案例。

潛規則擾亂“棕地”治理，再一次將問題折射到法律缺失與市場混亂上。

廣東省生態環境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表示，我國還沒有出臺《土壤污染防治法》，這導致在污染責任認定、土壤修復治理標準、第三方監督等方面都沒有詳盡的規範。同時，政府在對土壤修復企業的資質認證上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導致了市場混亂，給一些技術不達標、設備簡陋的企業提供了參與機會。

中國環境修復網主編高勝達認為，我國土壤修復市場處於起步階段，“棕地”修復技術比較落後，急需建立土地修復標準，“污染物達到什麼程度算是超標，土地修復又要達到什麼程度算是達標，這必須有明確的標準。”而當前，企業在污染土壤修復中，大量採用的是異位填埋法和異位燃燒法。異位填埋法是將污染土壤轉移到其他地方，而燃燒法成本高，又造成了空氣污染。陳能場認為，這種“簡單粗暴”的治理方式，無助於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詳細]

“棕地”，英文名為Brownfield，也譯作“棕色地塊”，是指那些留有污染物的土地，污染物來源主要是重金屬、電子廢棄物、石化有機污染物和持續性有機污染物四種。

“棕地”大多數位於大都市的中心城區，它們是工業留給城市的“遺産”。若得到有效環境修復和管理，可以為城市發展提供良好的機會；反之，將對公眾健康和環境構成嚴重威脅，而且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瓶頸。對“棕地”消毒並不容易，土壤污染在很多國家已成為嚴重的環境和發展問題。在這方面，一些國家比我們更早地走上了“棕地”治理之路。

美國：“拉伕運河事件”催生“超級基金”法

美國一直是“棕地”治理的先行者，也是“棕地”治理中，成效最顯著的國家。自1978年“拉伕運河事件”後，美國開始關注“棕地”問題。

1942年至1953年，美國胡克化學公司在紐約州拉伕運河中棄置了2．18萬噸化學廢物，運河被填埋後，這一帶成了一片廣闊的土地。胡克公司後來將這一地塊以1美元的價格出售給尼亞加拉瀑布學校董事會。很快，董事會決定在那裏建造學校，周圍也隨之發展成為居民社區。

隨著時間流逝，貯存在地下的化學廢物開始侵蝕容器，滲入土壤，對當地居民的健康造成危害。到20世紀70年代末，經過多年雨水沖刷，化學廢物已滲入住宅地下室並形成毒氣釋放。

民眾質疑和媒體報道，讓“拉伕運河事件”轟動全美。更重要的是，在媒體不斷發掘下，公眾才驚覺，全美境內有成千上萬個類似拉伕運河地塊的危險廢棄物簡易填埋場，這些填埋場猶如一顆顆定時炸彈，嚴重威脅公眾健康和環境安全。

輿論壓力下，美國國會在1980年通過了《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批准設立污染場地管理與修復基金，即“超級基金”，這一法案也因此被稱為“超級基金”法。

新的法規授權美國環保署對全國污染場地進行管理，並責令責任者對污染特別嚴重的場地進行修復；如果找不到責任者或責任者沒有實施修復的能力，“超級基金”將撥款支付相關費用；對不願支付修復費用或當時尚未找到責任者的地塊，可由“超級基金”先支付修復費用，再由環保署向責任者追討。

“超級基金”制度還包括對全美各地的“棕地”進行相關評估，對可能給人體健康和環境造成重大損害的程度來劃分等級，並收錄到“優先修復排行榜”上，此榜每年更新兩次，如果遇上突發事件，則更新還可更為頻繁。

到了1986年，美國還通過了《超級基金修正與再授權法》，要求修復地塊的質量必須達到聯邦和州政府的相關環境標準，達到《安全飲用水法》規定的污染物含量水平以及《清潔水法》中的水質標準。

上述立法，為美國“棕地”的治理和修復、地下水有機污染物去除、填埋場滲濾物和土壤重金屬污染修復、土壤有機化合物污染修復等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時也促進了受污染土壤修復市場的繁榮和城市經濟的發展，推動了美國相關環保産業發展。

加拿大：房地産開發商成為“棕地”開發主力軍

加拿大政府一直把“棕地”治理作為一項全國性的發展戰略來對待, 並制定了一系列“棕地”開發政策、方針和立法。在“棕地”治理中，加拿大充分利用戰略性公眾投資解決前期費用，著眼于“棕地”和“棕地”周圍社區的未來，構建有效的環境責任和奉賢管理的公眾政策體系,努力提高“棕地”開發的能力和公眾意識。

加拿大的“棕地”治理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方面，建立了污染土地責任分配管理13條原則,其中“污染者付費”是制定污染土地修復政策和法律的首要原則；另一方面是“棕地”的評估和修復。加拿大環境委員會基於已有的土壤和地下水標準，按照不同的功能分區(農業用地、居民住宅用地和公園停車場、商業用地、工業用地4種土地使用類型)對土壤中污染物質的含量進行限定。採用“國家分級系統”評價場地對人體健康與環境有無造成立即或潛在威脅的可能性，對場地進行分級,並按需要排列需採取修復行動的優先次序。

同時，加拿大政府一直把“棕地”治理作為一項能有效控制城市無限蔓延的策略。由於城市的發展邊界受到了控制，房地産為了獲取鞥打的發展空間，會自覺地將目光轉移到“棕地”開發中去。因而，在整個“棕地”開發過程中，主要的污染清理，資金籌集都落在了開發商身上，開發商成為了“棕地”開發的主力軍。

新加坡：“棕地”治理多由政府實施 垃圾場變風景區

新加坡的情況與歐美的情況有所不同，大多數工業是污染不太嚴重的輕工業，重新開發成住宅項目的用地並不罕見，也包括一些高檔住宅區：如市區重建局將新加坡中部的武吉知馬和山景一帶的工業用地重新發展成為豪宅區。佔了新加坡河區域很大一部分的羅伯森碼頭，以前曾經是倉儲區，現在已經變成了親水的住宅和酒店。

總體而言，工商業用地的重新開發，對於開發商而言最重要的考慮仍是經濟上是否有利可圖，因此一些地理位置較佳的閒置地塊往往比較受歡迎。

地産諮詢機構高力國際説，嚴格意義上的“棕地”重新開發多由政府實施。私人開發商通常較少參與這樣的工業地塊再開發，即便參與範圍也比較有限，如一些由現在的戶主集體出售的住宅地塊。

新加坡的實馬高島因為對垃圾填埋場的重新處理而聞名於世。曾任新加坡環境及水源部部長的雅國2009年説，實馬高垃圾填埋場打破了人們認為垃圾填埋場就應該臭烘烘、臟兮兮、最好遠而避之的印象。

實馬高島由原本的兩個小島加上新建的隔離堤壩連接而成，總面積約350公頃（1公頃等於15畝），堤壩之內的海域再分割成10多個填埋區，可以填埋的垃圾總量約為6300萬立方米，從1999年起分填埋區逐步投入使用，目前是新加坡唯一的填埋場。據估算，可以維持到2045年。

實馬高垃圾填埋場的堤壩先以沙粒築成，然後再在堤壩的兩邊斜坡覆蓋一層2毫米厚的不透水的樹膠膜，再覆以一層石塊，以防止填埋場內的灰燼及不可燃的固體垃圾滲入海中。這裡僅接收垃圾焚燒電廠的灰燼和不可燃燒的固體垃圾，並對這些填埋的物質進行檢測，確保無害化。垃圾填埋場兩層樹膠保護膜之間的堤壩上還有一些鑽井，以監測水質。並且，實馬高島周邊栽種了大片紅樹林，既可美化環境，也因紅樹林對水質要求較高而可以作為監測環境的風向標。

實馬高島如今只有輕微的灰燼味道，是新加坡的休閒和環保教育基地。一般公眾需要通過環境局及環保組織的活動，可以獲得登島的機會。每一批乘船來到島上的參觀者，環境局都派出項目的資深人員開設小講座。公用事業局的人員還會邀請公眾品嘗由污水處理而成的瓶裝純凈水。

日本：以政府主導的“棕地”改造計劃正逐步實施

在日本，以政府主導的“棕地”改造計劃正逐步實施。上世紀五十年代，日本富山縣神通川沿岸地區出現一種“痛痛病”。感染這種病的人會由點及面，逐漸感到全身的骨骼都疼痛難忍。最後病人將臥床不起，呼吸困難，在極度疼痛中死去。

真相經過調查終於浮出水面。明治初期，三井金屬礦業公司在神通川上遊建了一個鉛鋅礦廠。該工廠在洗礦石時，將含有重金屬鎘的大量廢水直接排入神通川，使河水遭到嚴重的污染。而河兩岸的稻田就是用這種河水灌溉的。百姓長年吃被鎘污染的大米，喝被鎘污染的神通川水，久而久之造成了慢性鎘中毒。

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經歷了快速經濟增長期，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被稱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俁病、第二水俁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屬污染有關。

1975年，為了治理富山縣的污染，科學家們向政府提出了一個方法——置換土壤，從神通山區取走乾淨的土，把鎘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神通河盆地換土工程1979年啟動，33年後於2012年底完工。當年的鎘污染土壤如今完全更換，農戶可在河邊安全種植作物。共同社報道稱，此處種植出的未經打磨水稻中，鎘含量已降至億分之八至億分之九，低於億分之四十的安全標準。

目前，隨著“棕地”問題的不斷出現，美國、加拿大、日本等都出臺了關於土地污染的法律。其中，《土壤污染對策法》是日本“棕地”治理最具影響力的一部法律。該法律頒布于2002年。它的實施使得土地所有者原本作為營銷手段的土地治理措施轉變為一種主動的、新型的土地污染風險管理和降低環境風險服務業。

日本“棕地”治理遵循“出現污染——立法——依法進行檢測——公佈監測以及治理結果——進行跟蹤監測、趨勢分析、制定防治對策”的模式。在“棕地”治理基金的主要來源中，日本的法律強制土地所有者清除“棕地”污染。[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