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分子企圖重現“皇軍夢”

最近日本政壇的種種跡象表明，日本走向右傾不只是一種趨勢，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日本的右傾化，有其內在必然性。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日本孤懸海外，地域狹小，人口密集，資源匱乏，市場容量小，缺乏作為一個政治權力中心所必需的空間寬度和戰略縱深。日本要想參與國際競爭並取得優勢，只能走出島嶼。地緣政治因素決定了日本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侵略擴張的原生動力和內在需求。基於此，日本不僅二戰前就有了“先佔台灣，次朝鮮（半島），再滿洲（中國東北），而後中國大陸，進而全世界”的擴張路徑，且這一國家戰略理念甚至代代相傳至今，為一些日本政治人物和統治精英所繼承。值得注意的是，大和民族固有的生存危機感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忍耐、自律、堅持的民族特性，在特殊情況下往往能夠自然而快速地發展成為迫害妄想症、虐待和偏執狂。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二戰後日本的軍國主義並未得到根除，其核心標誌是軍國主義的象徵——日本天皇——並未受到戰爭懲罰並得以保留至今。日本右翼勢力並不認為二戰是他們的失敗，而更傾向於當成其前進道路上的一次挫折，或是一次考驗。這從戰後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等問題上，均可清晰地看到。有人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日本就像一個偷盜不成被抓的竊賊，一邊嘮叨“偷東西不對，但我也是太餓，沒辦法，請原諒”，一邊琢磨著“這次被抓是因為幾個環節沒把握好，下次一定得注意”。只要機會出現，日本右翼一定會東山再起並取得國內政治主導權，因為日本國內實際上並無能夠與之抗衡的有效政治力量和制約其發展的社會基因。

從現實的情況看，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經濟持續低迷，國內政局動蕩不穩，“正常國家化”推進步履維艱，老齡化導致的社會沉悶與僵化問題日益嚴重，失望與不滿、期待改變而又無法改變的情緒，瀰漫日本社會。與之相對應的中國崛起速度之快、來勢之猛，超出日本人的預估和心理承受能力，更加加重了日本社會的失落和恐懼。在這樣的態勢下，違背常規、外表強勢、敢於挑釁中國、致力於修改憲法、重振經濟的安倍政權能夠得到很高的民意支持率，也就是意料中的事了。而這又為日本的右傾化提供了現實的社會氛圍和條件。[詳細]

美日海上演習

能夠阻擋日本右傾化的只有美國，但美國似乎並不想這麼做。日前，美國對日本修憲問題表態：“此事屬於日本內政，不會干涉。”這説明，美國不但不阻止，甚至會默許或縱容日本在右傾化道路上走下去。

美國為何採取這樣的做法？縱容日本右翼勢力發展，激化日本與中國、俄羅斯、朝鮮甚至是韓國的矛盾與爭端，既有助於加強美國對其東亞盟國的控制，又能牽制中國、俄羅斯，從而強化美國在東亞安全機制、戰略格局中長期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時，美國對安倍政權的支持不會是白給，自然會要求日本付出必要的代價，比如開放農産品市場、保留美軍沖繩基地等，而日本對美方的要求只能照單全收。這樣“一石多鳥”、只賺不賠的事情，美國人當然是願意做的。

美國的做法，在表面上表明其在控制日本方面還是比較自信的——相信自己過去能夠、現在能夠，將來也能夠有效控制日本。長期以來，美國對日本採取“韁繩”策略，需要日本往前衝時，就放一放韁繩；覺得日本過頭時，再收一收。幾十年來，美國根據經驗認為，自己在用韁繩時是收放自如的。目前，美國就認為需要日本往前衝了，所以一直在放韁繩，等到它過頭了再收。殊不知，這裡面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日本並不甘心永遠被套著韁繩，而是想猛跑下去，直至把韁繩跑掉；其二，日本的“和平憲法”就是韁繩，修改和平憲法不是放鬆韁繩的問題，而是撤掉韁繩的問題。

美國堅信自己能夠控制住日本，而日本堅信終有一天會擺脫控制。這就是二戰後美日兩國的遊戲和博弈。

美國的做法實質上反映了其實力的衰退。儘管美國制定了重返亞太的戰略，但它還不能從伊拉克、伊朗、敘利亞、阿富汗等地徹底抽身，其國內安全形勢也不樂觀，歐洲、拉美也潛伏著美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這些因素制約了美國在亞太特別是東亞的力量投放。同時，美國也無力承擔與中國、俄羅斯（某種程度上，甚至是朝鮮）發生直接對抗、衝突的風險和代價。因此，美國要想實現其重返亞太的戰略，不得不更多地利用日本的資源和力量。但是，美國又擔心日本憑現有力量無法與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相抗衡，因此“被迫”給日本鬆綁，以促使其“在東亞安全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在客觀上為日本右傾化提供了可乘之機。[詳細]

日本右翼分子大遊行

中日釣魚島爭端，便是美國對日策略造成的。

綜合地緣政治、國民心理、歷史和現實的情況，再結合美國的需要和策略，可以看出，當前日本走向右傾的內外、主客觀條件都已具備，日本右傾化已是必然。日本政壇的政客們近來不斷大放厥詞，冒出“驚人之舉”，黑臉、白臉紛紛登場，極有可能就是為此進行試探和引導輿論——風順則進兩步，水逆則退一步。這也是日本慣用的思維邏輯和行為方式。

日本的右傾化，無論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對中國都有著直接的影響，形成巨大的挑戰。

從短期看，首先是中日之間圍繞熱點問題的矛盾會激化，直接衝突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對中國處理對日糾紛帶來挑戰。日本為了給向右走提供理由和藉口，必然會強化“中國威脅論”，在釣魚島、東海問題、歷史問題等多個熱點製造事端。對此，如果中國不加理睬或回應不到位，日本就將變本加厲、乘虛而入；如果中國回應強硬或者過激，日本會就此否定中國崛起的和平路徑，進一步渲染“中國威脅論”。這種情況，在釣魚島問題上已有明顯體現。

其次，日本加強了和菲律賓、越南、印度、蒙古等國的交往，意在構建對華包圍圈。這對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形成了全局性挑戰。日本的種種動作，即使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包圍圈，至少也會使中國在處理南海島嶼爭端、中印邊界等問題時受到牽制，分散精力。這會增加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關係的難度。

再次，日本右傾化帶來的牽制，會使中美兩國解決一些熱點問題的迴旋餘地減少，給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帶來挑戰。在中日所有糾紛形成和處理的過程中，都存在著美國因素，而在當前的態勢下，中日矛盾的激化，迫使中美兩國在某些熱點問題上不能再採取模糊戰略，不得不做出表態，劃出底線。同時，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往往不得不主動或是被動地暗中偏袒日本。這必然對中美關係的發展形成干擾和障礙。

最後，日本的右傾化，必然導致中日經貿關係短期內的後退，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構成挑戰。日本對華投資和貿易額在2013年1季度都出現明顯下降，儘管日本對華經濟依存度高於中國對日依存度，但和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之間經貿關係的倒退，畢竟也會對中國經濟産生不小的不良影響。考慮到中國正處於應對金融危機、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這些不良影響更值得我們重視。[詳細]

日本自衛隊

從長期來看，日本右傾化的影響有三：

一是削弱和破壞中日關係良性發展的基礎，從而為中日建立面向未來的友好關繫帶來挑戰。在戰略上，中日兩國實際上有很強的互補性，因而具有廣泛和深刻的合作空間。一方面，中國具有廣闊的大陸地域、潛力無限的市場、較為豐富的自然資源、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巨大的發展前景，這正是日本所欠缺的；而日本具有的資本、技術、人才和管理優勢，又為中國所急需。另一方面，除了東海油氣田開發、釣魚島等局部、個別爭議外，中日之間現實的、不可調和的爭議並不多。中日之間完全應該按照兩國老一輩政治家提出的“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擱置爭議”、“世代友好”等方針，求同存異，實現共贏。回顧中日建交以來到本世紀初，中日之間總體政治關係良好，深度的經貿合作，廣泛、頻繁、深入的民間交流，使雙方均受益匪淺。日本政府提供的援助貸款、援建項目，日本企業特別是機械、電子、汽車等行業紛紛到華投資設廠，使中國得到了發展所急需的資金和技術，使日本成功地為其資本和企業開拓了海外市場。即使發展到今天，雙方在戰略上的相互需要和相互補充並未消除，而是面臨著領域轉換和結構調整。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中日雙方能夠保持業已形成的良好合作態勢，不斷推進戰略合作的深入，今日之東亞，將會出現多麼美好的發展局面。

遺憾的是，進入21世紀後，隨著美國全球戰略的調整和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的復蘇，日本開始與中國逆向而行，先是在政治上故意否定歷史認知，激化現實矛盾；進而在經貿領域擴大分歧，減少合作；最終發展成充當美國遏制中國的急先鋒，不惜幹出一些不人不利己的事。日本在歷史、軍事、領土、政治等多個領域的右傾化，將使中日之間花費30多年建立起來互信和交往基礎被不斷削弱直至徹底破壞。從近年來中日高層交往日益減少和溝通渠道幾近中斷，以及民間互不認同感和憎惡感日益增強，我們可以充分體會到日本右傾化給中日關係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這些負面影響在短期內不但不可能得到消除，還會進一步激化兩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並進一步加快日本右傾化的步伐，增加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的風險。

影響之二是會攪亂東亞地區的安全局勢，對東亞安全和穩定帶來挑戰。冷戰結束後，東亞整體上朝著和平與發展的方向前進，在很多方面已取得不小的進展。如中、日、韓三國之間的雙邊關係持續發展，多邊合作有所增強，“東盟+1”機制、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機制的建立等。東亞呈現出構建一種本地區國家廣泛參與，通過協商和合作保障本地區安全的態勢。這對傳統的以美國為主導、以美國同盟國為基礎、美國和主要大國雙邊關係為支撐的安全機制形成了挑戰，美國面臨作用淡化甚至是被擠出東亞的局面，這是美國不願看到也不能接受的。因此，美國縱容或唆使日本右翼勢力挑釁發難，其真實目的就是阻礙和防止東亞形成一種非美國主導的安全機制。

從現實情況來看，美國的意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實現。由於日本的右傾化，中日、日韓、日俄關係都出現了急劇退化，東亞大國之間的關係惡化；日本對東南亞各國不斷拉攏和誘惑，構建對華包圍圈，客觀上離間了東盟與中國的關係，分化了東盟；加劇了朝核問題的複雜程度，六方會談機制有中斷和徹底被破壞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日本沿著右傾的道路不斷走下去，修憲成功、重整軍隊、強化武裝、恢復軍國主義，那麼，東亞必然會被引入一種以軍備競賽、軍事對抗為日常狀態和主要內容的安全態勢中，東亞的整體穩定和安全就會面臨嚴重挑戰。

影響之三是日本充當了構建國際政治新秩序中的“負能量”，對世界的長期和平與發展形成挑戰。日本的右傾化，在歷史上美化戰爭與戰犯，否定二戰侵略史及其給世界人民帶來的災難，否定戰爭的反人類性；在政治上大搞民粹主義、國粹主義，鼓吹軍國主義；在經濟上奉行貿易保護主義，挑起“貨幣戰爭”。這樣的做法和時代的特徵背道而馳，是負面和消極的。如果這樣的“負能量”成為了國際政治新秩序的主題，那將來的世界就不會有和平，更無從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説，反對日本的右傾化，就是防止日本右翼和其背後的勢力把世界拉入戰爭和倒退。

在一定意義上，日本走向右傾，是中國國家戰略面臨的一次危機。但“危機者，危中有機也”，這也是中國調整國家戰略、構建有利於自身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東亞戰略新格局和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大好時機。[詳細]

空降兵某部戰士離開營區，開赴演習集結地點

日本右傾化，是美國亞太戰略和全球戰略調整的結果，也必然推動東亞戰略格局和國際政治秩序的深刻變化。因此，從應對的策略來講，需從中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出發，站在構建東亞戰略新格局和國際政治新秩序的高度，既考慮眼前問題的解決，又顧及長遠態勢的發展，綜合利用多種手段，“以我為主、整體佈局、疏堵結合、文武兼用”，方是萬全之策。

以我為主，強調佔據戰略主動。日本右傾化，必然在領土（海）、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不斷挑起爭端，如一一被動應對，必然手忙腳亂，顧此失彼，必須主動搶佔戰略高度，把事態發展引入到我們掌控的軌道中來。這個戰略高度，就是明確提出“中國國家安全”的概念並建立確保“中國國家安全”的機制。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有一種説法，就是要求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要中國擔當與國際地位相符的責任。這種説法沒有錯，但與此同時，卻鮮有人提出如何保障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似乎中國只需要保證承擔國際義務，而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利益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與他國無關。這種觀點是一種明顯的國家歧視，在邏輯上也是混亂的。説得更直白一些，既然中國承認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東亞現存戰略格局，並努力遵守國際規則，恪守自己的國際義務，那麼，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和東亞戰略格局，就有義務確保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這應是中國成為“負責任大國”的前提。

因此，中國必須清晰而響亮地提出“中國國家安全”的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內容：一是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任何試圖將中國的某一部分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行動都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侵害；對存在主權爭議的領土（海），未經中方同意，任何國家不得單方面採取行動佔據主權或將主權交予第三方。二是中國對外交往和貿易的自由與安全，任何針對中國對外交往和貿易而進行的封鎖、包圍和阻礙都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侵害；三是中國海內外投資與人員的安全，這意味著中國國家安全自然延伸至其海外投資與人員。包含以上內容的中國國家安全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與保障，這是中國應有之權利，也是中國履行國際義務的前提.當然，中國也必須擁有足夠保障這一基本國際權利的軍事力量。大張旗鼓地提出中國國家安全概念，有利於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的利益範圍，為日本的右翼勢力及其背後的力量劃定“紅線”。

整體佈局，強調機制優先。戰後東亞安全機制，是美國主導下的以美國同盟國為基礎，美國和主要大國雙邊關係為支撐的安全機制。這一機制存在的天然缺陷，就是它是由並非東亞國家的美國主導的，如果美國哪天出於某種原因，撒手不管或是故意攪亂這一機制，東亞勢必大亂（日本右傾化引起的東亞局勢變化，實際上就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結果）。所以，東亞安全機制並不安全。東亞的長期穩定必須建立在東亞各國全面參與、自我主導的安全機制的基礎上。目前中國不想也無力去主導這樣一個機制來替代現有機制，但完全可以主動出擊，逐步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形式靈活而又有利於自身的安全新機制。比如，在朝鮮半島，可以以“中國東北和半島安全”為核心內容分別與朝鮮和韓國形成戰略安全合作機制；可以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形成確保成員國在東亞和亞太地區安全和利益的合作機制……事實上，周邊國家和組織存在與中國進行安全合作，建立可以互相確保國家安全的機制的內在需求——畢竟東亞各國誰也不可能把自己“搬遷”到地球上另一塊地方去，不可能永遠依靠遠在萬里之外的美國來提供安全保障，何況美國也不可能永遠提供這樣的保障。這些做法不但可以有效打破日本構建對華包圍圈的企圖，而且會迫使日本回歸亞洲，參與到東亞各國共建和平與發展的東亞新秩序的進程中來。

疏堵結合，強調統籌當前與長期。針對日本右傾化，近期必須以“堵”為主，針鋒相對，露頭就打。特別是在引發整個緊張局勢的“釣魚島”問題上，要堅持目前的不退不讓的方法，不怕隔空喊話、不怕緊張對峙、不怕擦槍走火、不怕軍事衝突、不怕事態升級，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決心和意志，堅決打掉日本右翼的囂張，迫使其回到談判解決問題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方面，我們意志越堅決，目標越堅定，準備越充分，就會越主動。從長期來看，在防止日本在右傾道路上越走越遠的同時，還必須對日本“謀求正常國家化”的訴求加以疏導。二戰結束以來，日本一直處於美國的控制之下，對內對外政策處處受美國的挾制。這種狀態不可能永遠維繫下去，日本早晚要回歸為一個“正常國家”。如果中國對日本的這一訴求只是一味地圍堵，勢必將其推向敵對方面，為其右傾化提供動機和理由；相反，如果理性地對待日本的政治訴求，支持其在東亞和國際社會發揮正面、積極作用，讓其看到走“正常道路”回歸“正常國家”的希望，就有希望改變日本國內的政治氛圍、力量對比和民眾心理，有利於引導日本加強與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合作，共同構建有利於東亞整體安全和發展的新秩序。

文武兼備，強調對應手段完備。“文”是指經濟文化，“武”是指軍事。對付日本右傾化，必須文武兼備，綜合運用經濟文化手段和軍事手段。經濟上，針對日本可能和已經實施的投資撤離、産業轉移、日元貶值、貿易保護等措施，我們必須以調整自身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基礎，以擴大資源開發、新能源研發、環境保護等領域合作為重點，以開拓新興海外市場，增強全方位國際合作為保障加以應對。在文化方面，針對日本在歷史、戰爭、戰犯、慰安婦等問題上的混亂認識和反動言行，我們有必要加強有關問題的研究、交流和宣傳，特別是發揮民間組織和個人的巨大作用，推動有關問題的民間國際交流。在軍事上，更是要做好必要的、充分的、確定的軍事準備，用強大的軍事實力打破別人的一切幻想和企圖。戰略上走和平發展之路，軍事上卻必須按照必有一戰來準備。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軍事上沒有實力，沒有準備，一切的良好願望均是空中樓閣，結局肯定是悲劇性的。

化解日本右傾化帶來的威脅與挑戰，為我們實現自身發展，調整對外戰略，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古人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盼望我們能夠抓住機遇，正確應對，為中國，為東亞，為世界，開創一個和平的政治新秩序。[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