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降兵某部戰士離開營區，開赴演習集結地點

央視網（特約評論員 正宇）日本右傾化，是美國亞太戰略和全球戰略調整的結果，也必然推動東亞戰略格局和國際政治秩序的深刻變化。因此，從應對的策略來講，需從中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出發，站在構建東亞戰略新格局和國際政治新秩序的高度，既考慮眼前問題的解決，又顧及長遠態勢的發展，綜合利用多種手段，“以我為主、整體佈局、疏堵結合、文武兼用”，方是萬全之策。

以我為主，強調佔據戰略主動。日本右傾化，必然在領土（海）、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不斷挑起爭端，如一一被動應對，必然手忙腳亂，顧此失彼，必須主動搶佔戰略高度，把事態發展引入到我們掌控的軌道中來。這個戰略高度，就是明確提出“中國國家安全”的概念並建立確保“中國國家安全”的機制。

長期以來，國際社會有一種説法，就是要求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大國，要中國擔當與國際地位相符的責任。這種説法沒有錯，但與此同時，卻鮮有人提出如何保障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似乎中國只需要保證承擔國際義務，而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利益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與他國無關。這種觀點是一種明顯的國家歧視，在邏輯上也是混亂的。説得更直白一些，既然中國承認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東亞現存戰略格局，並努力遵守國際規則，恪守自己的國際義務，那麼，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和東亞戰略格局，就有義務確保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這應是中國成為“負責任大國”的前提。

因此，中國必須清晰而響亮地提出“中國國家安全”的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內容：一是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任何試圖將中國的某一部分從中國分裂出去的行動都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侵害；對存在主權爭議的領土（海），未經中方同意，任何國家不得單方面採取行動佔據主權或將主權交予第三方。二是中國對外交往和貿易的自由與安全，任何針對中國對外交往和貿易而進行的封鎖、包圍和阻礙都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侵害；三是中國海內外投資與人員的安全，這意味著中國國家安全自然延伸至其海外投資與人員。包含以上內容的中國國家安全必須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與保障，這是中國應有之權利，也是中國履行國際義務的前提.當然，中國也必須擁有足夠保障這一基本國際權利的軍事力量。大張旗鼓地提出中國國家安全概念，有利於向國際社會表明中國的利益範圍，為日本的右翼勢力及其背後的力量劃定“紅線”。

整體佈局，強調機制優先。戰後東亞安全機制，是美國主導下的以美國同盟國為基礎，美國和主要大國雙邊關係為支撐的安全機制。這一機制存在的天然缺陷，就是它是由並非東亞國家的美國主導的，如果美國哪天出於某種原因，撒手不管或是故意攪亂這一機制，東亞勢必大亂（日本右傾化引起的東亞局勢變化，實際上就是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結果）。所以，東亞安全機制並不安全。東亞的長期穩定必須建立在東亞各國全面參與、自我主導的安全機制的基礎上。目前中國不想也無力去主導這樣一個機制來替代現有機制，但完全可以主動出擊，逐步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形式靈活而又有利於自身的安全新機制。比如，在朝鮮半島，可以以“中國東北和半島安全”為核心內容分別與朝鮮和韓國形成戰略安全合作機制；可以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形成確保成員國在東亞和亞太地區安全和利益的合作機制……事實上，周邊國家和組織存在與中國進行安全合作，建立可以互相確保國家安全的機制的內在需求——畢竟東亞各國誰也不可能把自己“搬遷”到地球上另一塊地方去，不可能永遠依靠遠在萬里之外的美國來提供安全保障，何況美國也不可能永遠提供這樣的保障。這些做法不但可以有效打破日本構建對華包圍圈的企圖，而且會迫使日本回歸亞洲，參與到東亞各國共建和平與發展的東亞新秩序的進程中來。

疏堵結合，強調統籌當前與長期。針對日本右傾化，近期必須以“堵”為主，針鋒相對，露頭就打。特別是在引發整個緊張局勢的“釣魚島”問題上，要堅持目前的不退不讓的方法，不怕隔空喊話、不怕緊張對峙、不怕擦槍走火、不怕軍事衝突、不怕事態升級，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決心和意志，堅決打掉日本右翼的囂張，迫使其回到談判解決問題的正確軌道上來。這方面，我們意志越堅決，目標越堅定，準備越充分，就會越主動。從長期來看，在防止日本在右傾道路上越走越遠的同時，還必須對日本“謀求正常國家化”的訴求加以疏導。二戰結束以來，日本一直處於美國的控制之下，對內對外政策處處受美國的挾制。這種狀態不可能永遠維繫下去，日本早晚要回歸為一個“正常國家”。如果中國對日本的這一訴求只是一味地圍堵，勢必將其推向敵對方面，為其右傾化提供動機和理由；相反，如果理性地對待日本的政治訴求，支持其在東亞和國際社會發揮正面、積極作用，讓其看到走“正常道路”回歸“正常國家”的希望，就有希望改變日本國內的政治氛圍、力量對比和民眾心理，有利於引導日本加強與中國和周邊國家的合作，共同構建有利於東亞整體安全和發展的新秩序。

文武兼備，強調對應手段完備。“文”是指經濟文化，“武”是指軍事。對付日本右傾化，必須文武兼備，綜合運用經濟文化手段和軍事手段。經濟上，針對日本可能和已經實施的投資撤離、産業轉移、日元貶值、貿易保護等措施，我們必須以調整自身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為基礎，以擴大資源開發、新能源研發、環境保護等領域合作為重點，以開拓新興海外市場，增強全方位國際合作為保障加以應對。在文化方面，針對日本在歷史、戰爭、戰犯、慰安婦等問題上的混亂認識和反動言行，我們有必要加強有關問題的研究、交流和宣傳，特別是發揮民間組織和個人的巨大作用，推動有關問題的民間國際交流。在軍事上，更是要做好必要的、充分的、確定的軍事準備，用強大的軍事實力打破別人的一切幻想和企圖。戰略上走和平發展之路，軍事上卻必須按照必有一戰來準備。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軍事上沒有實力，沒有準備，一切的良好願望均是空中樓閣，結局肯定是悲劇性的。

化解日本右傾化帶來的威脅與挑戰，為我們實現自身發展，調整對外戰略，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古人云，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盼望我們能夠抓住機遇，正確應對，為中國，為東亞，為世界，開創一個和平的政治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