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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撈屍”這個行業一直遊走于法規和道德的邊緣。2013年初夏,它再次撥弄了人們的心弦。當浙江台州、溫嶺等地相繼出現“撈屍者坐地起價”事件,“撈屍業急需規範”的呼籲日高。“挾屍要價”的確令人憤慨。不過,央視網記者深入調查後,發現了職業撈屍人生存狀態的另一面:他們活在質疑、謾罵中,用生命去換回並不穩定的收入;他們在畸形堅守,除了經濟原因,換個角度看更是因為今日的社會需要這麼一群人。
所以,出於對亡靈的尊重和對這一行業基本社會價值的考量,我們更願意賦予其另一個名字:遺體打撈者。
每一次沉入水中,都不確定下一秒是否還在呼吸,職業撈屍人其實是在賭命。
遼寧周德成打撈屍體的經驗已經超過30年,他甚至不必潛入水下,僅依靠水流、風速、地形等,就可以準確預判屍體的位置。他自己總結撈屍這個行當時説:“我們的工作也是社會需要的。”
周德成今年49歲,出生在遼寧丹東的一個小漁村,在鴨綠江邊長大的。周德成父親也是一位民間撈屍人,但那時候,他們撈屍從來不要錢。
從小,周德成便跟隨父親泛舟鴨綠江上,六歲即熟悉水性,是船便會劃。十里八鄉,沒有不知道周德成父子的人,一旦有人溺水,爺倆必然趕到現場,直到把屍體打撈上來為止。
“我記得在我小的時候,我家裏的雞蛋都得用缸裝,這些都是鄉鄰因為感激送來的。”周德成回憶。
從一個免費施助者,何以轉變為職業撈屍人?周德成回答得很坦然:“因為不想被利用。”
上世紀90年代,周德成全家搬往瀋陽,他在渾河裏屢次救人、撈屍。很快,周德成的名號便被傳開,求他撈屍的人也陸續多起來,近的有瀋陽、鐵嶺,遠的甚至是黑龍江、內蒙古。
有一次,一個朋友向周德成透露,一些人對他評價很低,因為他撈屍要高價,撈一具屍體要一萬塊錢。周德成很詫異,他自己從來沒開過價,他也是給別人打工,每次只拿很少的辛苦費。
冷靜想一下,周德成決定自己幹,他不甘心自己的撈屍技能被僱主利用,“我本著合理、公平的原則定價格,一方面可以為發生事故的家庭節約錢,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狀況。”
小娜是周德成的女兒,她告訴央視網記者,家裏人其實並不支持周德成,“終日與屍體打交道不説,撈屍行業實在太危險。”
民間打撈隊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如果在打撈屍體過程中遇有不幸,這與雇傭者沒有任何關係,所有後果都由打撈隊自己承擔。
周德成記得,有一次鴨綠江上發大水,一個小夥子被洪水捲入江心。周德成跳入水中施救。水中掙扎的小夥子一把拽住周德成的胳膊,死死抱住他的身體,以致周德成無法游動,連續嗆水,差一點葬身江中。
還有一次,在遼寧本溪,周德成和幾個助手下水撈屍體。河流原本並不湍急,可是附近一個簡易橋的水泥管突然被衝開,瞬間的激流把一位助手直接捲入水底。也就幾秒鐘的時間,那人已經被水流衝出去將近40米遠,幸虧那助手水性好,愣是從江底掙扎著遊了出來……
2010年,吉林省一位民間職業撈屍者在潛水過程中溺水身亡,這件事對小娜觸動太大,她幾乎是哭著求父親:“您別再下水了,淹死的都是會水的!萬一……家裏怎麼辦?”
那一次,周德成真的很動容,他開始很認真地思量自己現在所幹的事業,然後偷偷地跑去了保險公司,打算買一份保險。他想:“萬一不測,這也算是為家裏做了點貢獻。”
當保險公司知道周德成所從事的職業以後,拒絕了周德成的投保,因為風險太大。
幹這行,周德成沒有任何保障,他也想過放棄,可是每次當電話那頭傳來遇難者家屬的哭泣聲,他總是心軟,“還是幹完這次再説吧!”[詳細]
各種質疑與謾罵,時常令周德成夜不能睡。
幹這一行太心軟、太善良,就意味著收入不會太高,可是昧著良心發死人財,道德上又過不去。
生存與良心之間,周德成要的是良心。
周德成團隊撈屍收費的程序大致分為五個環節,在接到求助者電話以後,第一步,確定事故地的環境;第二步,商量打撈價格;第三步是趕到現場簽訂合同;第四步,下水撈屍;第五步,結算返程。
周德成介紹,這第一步看似荒誕,其實作用很大。事故發生地的水流、風速、地勢等,對能否打撈上來屍體都起作用。
至於價格,沒有一定的標準。周德成開價主要考慮到以下幾方面,第一,事發地距離遠近,因為周德成自己沒有車,他需要雇卡車運送船隻、打撈用具等;第二,打撈難度,軟沙、深坑、激流、險灘等,收費可能略高,因為這樣的活風險大、耗時長;第三,遇難者家屬經濟狀況。
一般來説,周德成每撈一具屍體的價格大約是在3000元左右,最高的價格也不會超過5000元。如果趕到現場沒有把屍體打撈上來,那麼周德成則不收任何打撈費,只需僱主出一點往返的路費即可。
對於簽訂合同的原因,周德成給記者講了一段故事。
有一次,周德成去一個沙場打撈屍體。一位開著鏟車的司機把鏟車翻進河裏,溺水身亡。周德成與對方商定了價格,忙乎了大半天,終於把屍體打撈了上來,但沙場老闆卻耍起了橫,叫來一群人,大罵周德成,稱其是“發死人財,沒道德”,甚至還要動手打人。最後,周德成分文沒有拿到,只好吞著氣回家。
自此以後,為了防止對方耍賴,周德成便發明了這個合同制度,並請事故現場的民警等做公證。“我們被欺騙、被欺負的事兒太多了,大老遠被請來,賺不到錢還被欺負,你説我這心裏能好受嗎?”談到這些,周德成長吁一口氣,然後重重的長嘆了一聲,他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周德成介紹,其所在團隊一年大約可以打撈20多人,以均價3000元的收入來算,一年大約收入7萬元左右。周德成團隊一共有三人,兩位助手的工資要佔去總收入的一半,周德成一年純收入不到四萬元。
撈屍人,在社會上是很難讓人接受的角色。有人認為這個職業與死屍接觸太多,“有邪氣”,“不乾淨”;有人説他們賺死人的錢,太不道德。
有一次,一個地方溺死了人,僱主請了兩三隊打撈隊,連續打撈三天,都沒能把屍體撈上來。周德成來到現場,也許有運氣的成分,他僅用了十多分鐘就把屍體撈了上來。
僱主衝著周德成大喊:“你十多分鐘就賺了我5000,這不是比搶銀行來錢兒還快嗎?”
僱主拿出2000元硬塞給周德成,並對其人格大肆侮辱。對於這件事,周德成一直耿耿於懷,回到家裏還喝起了悶酒:“難道我也像其他打撈隊那樣,撈上幾天以後,再把屍體給你抬出來,那就算我是應該賺錢了嗎?撈得快怎麼也會是錯呢?要是真沒錢可以和我説,為啥説我是‘搶銀行的’?”
面對各種謾罵,周德成很痛苦,但他仍在堅持,“原因很簡單,幹我這行,有罵聲,也有掌聲!”
2011年夏,遼寧昌圖有一個小夥子溺亡。他們家裏一貧如洗,遇難者母親患有腦血栓後遺症,父親腿腳也不好。那個男孩之所以會被淹死,原因是那位腦血栓母親想吃魚。小夥子捨不得拿錢去買,於是拎起漁網去了河邊,卻再也沒回來……
周德成把孩子的屍體撈上來以後,老倆口哭得幾乎背過氣去。這讓周德成很難受,他説什麼也不肯收這老夫婦的報酬。兩位老人激動得跪在地上,向周德成磕頭,四週十里八村的鄉民也都為周德成鼓掌。
周德成覺得,有了老夫婦的那一跪,再多的質疑與謾罵,都變得無所謂了,因為拍拍自己,“我無愧於心!”[詳細]
作為一名職業撈屍人,周德成到現在也不知道他們這個行當到底有什麼收費標準。
“幹這行是一個良心活兒,收入多少完全靠自覺!”
目前,類似周德成那樣的民間打撈團隊,在遼寧也有十幾家。近幾日,央視網記者連續撥打了多個民間打撈隊的電話,但是得到的報價各不相同,基本從3000元到萬元不等。關於收費流程更是差異懸殊,有的要求屍體打撈不上來,要付一半費用,有的要求未下水之前要付一半訂金等等。
記者詢問這些打撈隊的資質,基本給予的回答都是自發組織的,沒有任何執照和監管單位。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有專業潛水資質的打撈隊,對方卻表示不願意幹打撈死屍的活.如果幹,他們提出了按小時收費的計劃。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從事民間打撈的團隊的確良莠不齊。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先生向記者爆料,某民間打撈隊在打撈屍體的過程中,明明探定了屍體在水中的準確位置,卻以水深危險等藉口,遲遲不肯把屍體打撈上來,開始坐地起價,向僱主索取高額打撈費。
還有一些打撈隊本身不具備任何打撈能力,卻到處撞騙,隨便打撈幾下,便向僱主索取一半佣金。
目前,在國內並沒有明確的法規對打撈行業進行約束,一位民間打撈隊的成員告訴記者:“現在派出所發現有人溺水身亡後,有時候會給我們打電話請求幫助,因為他們沒有從事打撈的專業工具和人才!”
無法規、無監管部門,打撈行業亂象叢生,為什麼這個行業依然存在?原因很簡單。現今國內公共救援、打撈的專業團隊缺乏,民間打撈隊依然有市場。
在國內,具有一定規模的專業打撈設備和人才的單位是消防部門。但是消防部門一般只負責突發狀況的搶救。李秋平(化名)是一位遇難者家屬。他告訴記者,消防隊的“蛙人”在接到險情報警後,會第一時間趕到事發現場,對溺水人員進行免費施救,但是幾罐氧氣被耗盡以後,消防人員一般都停止了打撈。因為消防“蛙人”是負責救人的,不是負責打撈死屍的。當發現被救者生還無望以後,消防隊員為了保障救人資源充分、合理的被利用,一般會放棄持續打撈。
李秋平説:“因為沒有官方的打撈隊可以去尋求,所以我們才會不得已選擇民間打撈隊,花錢我們是心疼,可是死去的家人在水裏泡著,這誰能受得了?”
原來,公共打撈資源的短缺,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挾屍要價”是一個道德判斷,但想要杜絕類似現象,除了道德上的批評以外,更需要的是制度上的完善與保障。
早在2010年,一位北京市人大代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就指出:“應加快建立規範化、正規化的溺亡打撈應急制度。擁有一支長期固定、制度健全、體系完備、身份明確、保障有力的民間溺亡打撈協作團體,並將其納入到政府公共應急制度內。”
社會對撈屍行業有需求,這是不爭的事實。民間撈屍行業之所以亂象叢生,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監管環節的缺失,缺少相應的法規對之進行規範,缺少相應的監管部門對之進行管理。
未來,在對民間打撈隊規範化、法制化的同時,政府還應該增加設置對公共水域的守望員和救生員,建立公共救援與打撈的專業隊伍,用以引導並規範整個打撈行業。官方與民間打撈隊並行,互相支持與補充,這才是打撈屍體行業的正確發展方向。[詳細]
“撈屍”,一件聽起來就令人生畏的事情。但在這30年間,卻成為唐慶華和同伴們的一項工作。最近幾年,他們平均每4天,就要在閩江裏打撈起一具屍體。每位撈屍人從中得到的回報也只是200多元的辛苦錢。
60多歲的唐慶華,自小就跟著身為漁民的父輩在漁船上生活。記憶中,那個年代,他父親就經常幫助派出所打撈閩江上的浮屍,或是助人尋找溺水的親朋。
長大成人後,唐慶華儘管有了自己的工作,但時不時有人來請求幫忙撈屍。漸漸地,他也子承父業,和10多名親戚朋友一起,在工作之餘順帶幹起了撈屍的活。
“説出來很多人不相信,在我們有五六個人都不會游泳,我就是其中之一,但説起打撈屍體的功夫,我們比專業的潛水打撈隊還厲害。”
憑著從小的耳濡目染,唐慶華對閩江福州段的水文狀況十分熟悉。“從洪山橋到九孔閘,哪水深、哪水淺、哪有漩渦,我們一清二楚。”
唐慶華和同伴們打撈屍體從來不用下水,所用的工具也十分簡單——一根竹竿、一枚大魚鉤。
“一般來説,我們就駕著船在溺水者出事附近的水域尋找,挂著魚鉤的竹竿探到水裏,碰到東西,我們馬上就能判斷出是石頭、鐵塊還是屍體,十之七八的溺水者屍體能被打撈上來,比潛水打撈的成功率還高。”
不過,唐慶華也曾碰到過連續打撈三天三夜,最終無功而返的情況。
如今,每當閩江發生溺亡、投江自殺事件,大家就會想起向他們求助。他們還被福州市倉山區民政局、福州水上派出所指定為專門打撈浮屍的隊伍。
外人看來,這份既臟又累還不太吉利的活,肯定收入不菲。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閩江撈屍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水上派出所或者民政部門發現閩江上的無名無主浮屍,找到唐慶華們幫忙打撈;另一種是溺水者家屬請他們幫忙尋找溺水者。
接到派出所或者民政局打撈浮屍的通知後,唐慶華會和四五名同伴會駕著柴油動力的小木船,帶著打撈工具和事先準備好的裹屍布、手套,立即趕到現場。
將腐爛發臭、令人作嘔的浮屍打撈出水後,他們要負責用裹屍布將屍體包好,沿著閩江運送到鰲峰大橋附近的一處碼頭,等待警察過來驗屍,然後還得合力將屍體抬到三米多高的堤壩上,直到殯儀館的車輛到來將屍體運走,整個撈屍過程才算結束。
事後唐慶華和同伴們能夠得到民政部門和派出所給予的近2000元補貼。
對於溺水者家屬的求助,由於不知道屍體所處的具體位置,打撈難度較大,一般需要動用兩艘船和八九個人。尤其是在夏季溺水高峰期,經常要頂著烈日在江面上長時間進行打撈。唐慶華和同伴們會視具體情況,在最短時間內跟溺水者家屬商量好打撈價錢,價格通常在3000元上下。
現在媒體的一些報道,讓很多人都認為撈屍人儘是些掉進了錢眼裏的勢利小人。
這種看法,在唐慶華看來顯得過於偏激:“或許是有那麼一小部分撈屍人把錢看得很重,但對我們來説,賺的就是點辛苦錢,扣除裹屍布、手套等材料費、柴油費,還有我們做一些祈福法事的費用,打撈一具屍體,分到我們每個人手中的錢也就是200多元。要是碰上事後反悔不給錢或者沒將屍體打撈上來的情況,之前的辛苦就都白費了。”
打撈之前,唐慶華會儘快和溺水者家屬商量好價格,為打撈爭取時間。
“那時候家屬都很緊張,通常都表示只要能撈上來,多少錢都無所謂,但我們也是憑良心做事,不會亂叫價,只希望儘快談好價格,馬上尋找溺水者。”唐慶華説。
不過屍體成功打撈出水後,各種情況都有可能出現,唐慶華略顯無奈地説:“現在什麼樣的人都有,屍體打撈上來,很爽快給錢的有,再次討價還價的有,一分錢不給的也有。還有不讓把屍體運到殯儀館,最後把氣撒到我們頭上的。”
令唐慶華難忘的是,有一次撈起一名來自西北地區的溺水者屍體後,其家屬並未按之前的承諾支付3000元打撈費,只扔下300元就走了,最後老唐還發現其中200元是假鈔。
“當時挺心寒的,不過想想他們親屬都沒了,可能也實在窮得拿不出錢,我沒也只能自認倒楣了。”
辛辛苦苦,錢沒賺多少,還經常落得滿腹委屈,唐慶華和同伴們也經常想著放手不幹。
“我們這十幾個人,大部分年齡都五六十歲了,有了退休金,經濟上還算過得去,現在身體也慢慢不如以前了,真想不幹了。”
“可是沒辦法,我們不做,沒人願意做,現在的年輕人,隨便去哪打工,輕輕鬆鬆賺得比這還多。我們要真不做了,這閩江上每年八九十具屍體誰來打撈?一有事情,找到的還是我們,看著那些溺水者的親人,哭著鬧著求我們的樣子,真不忍心拒絕,堅持著做吧,能做多久算多久了。”[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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