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漳州教研網，轉引自：《淮海文匯》2007年06期，作者：馬廣東，原題：《羅斯福執政時期對蔣介石態度的轉變》

羅斯福執政時，日本已經開始侵華，初期由於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勢力強大和經濟危機，再加上當時中國的狀況極為複雜，蔣介石為了不得罪日本，不願和美國拉得太緊，從而使羅斯福實際上不可能對蔣介石政權採取積極的政策，而只是作出一種道義姿態。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這使美國對參戰問題一下子得到統一，出現全國一致支持羅斯福的局面，反法西斯鬥爭在美國人的心目中強烈地同中國的抗日戰爭聯絡在一起，蔣介石作為抗戰時期中國政府的領導人，成為美國心目中最重要的公眾人物，羅斯福對蔣介石的態度不僅深受美國公眾輿論的影響，而且主要與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地位有關。在政治約束下，他極力維護蔣介石作為中國領導人的形象，熱望中國繼續前進，使中國變成抗日的有效基地，並盡力保證不在美國引起嚴重的政治反應。儘管因分歧而導致一段時間內羅斯福總統對蔣介石採取強硬態度，但基本上羅斯福仍然相信，要改造中國，非蔣介石及其政權莫屬。

一、羅斯福作出支持蔣政權的道義姿態

羅斯福對蔣介石的態度和他的對華政策息息相關，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前，隨著日本侵華的逐步升級，美國在華利益受到嚴重威脅，他對日本的侵華行為逐漸轉為強硬態度，對蔣介石的支持也由消極逐漸轉為積極，然而在國內強大的孤立主義壓力下，註定他對蔣介石政權只能是道義上的支持，希望利用中國為武器，維護一個可能成為抗日堡壘的親美的中國。

1933年，羅斯福當選後還未上任，曾和史汀生討論過中國問題，他在聲明中明確表示：“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保衛國際條約的神聖。”[1]暗示要對日本武力侵佔中國領土不予承認。但他上臺後的做法較謹慎，一方面對日本侵佔中國領土繼續表示不承認，贊助蔣介石抗日，一方面則對日姑息。1935年，美國的經濟已回復到1929年的75.6%，[2]P149羅斯福在經濟上開始考慮與日本對抗，借款給中國，不顧日本外務省不許他國干涉中日經濟提攜的表示，派經濟考察團來到中國，但是孤立主義勢力仍控制著美國國會，再加上當時蔣介石為了不得罪日本，不願和美國拉得太近，因此他又小心翼翼地不願使日本人增加對美國的敵對情緒，採取勉強自衛的方針。[3]1936年中國發生“西安事變”，羅斯福為蔣介石可能難免一死的結局深感憂慮，在致南京大使館的函電中説：“蔣的生存是保全岌岌可危的亞洲和平的關鍵因素。”詹森大使則把蔣描繪成中國“在心理上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個“決定命運的人”，“真正體現了領導才幹”。[4]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中國內戰停止，但美國孤立主義者仍希望美國置身於戰爭之外，下半年，美國又發生新的經濟危機，實際上已沒有剩餘力量援助中國，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在援蔣抗日問題上又處於無力的地位。

隨著形勢的發展，日軍在華中、華南的節節勝利，使東京大為振奮，公然宣佈要建立以日本、“滿洲國”和中國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方面進行合作為基礎的“東亞新秩序”。此時，美國逐步改變不捲入的方針，當經濟危機的高峰過去後，羅斯福也就逐漸恢復強硬態度。1938年他責成摩根索解決向中國貸款問題，儘管貸款將加劇同日本的矛盾，甚至導致兩國間的衝突曾使他不安，但他仍感到不得不冒這場風險，在他親自干預下，12月成立了2500萬美元的桐油借款。[5]同時，他還為了避免爆發太平洋戰爭而盡力遏制日本。他對美國駐東京大使格魯説，美國決不會迫於壓力而退出中國。1939年10月，格魯在得到羅斯福的明確同意後，在東京舉行的一次美－日社交午餐會上發表談話，他直截了當地表明：美國輿論對日本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十分不滿，並一致主張對進一步危害美國權利的行為進行經濟報復。[6]

1940年，親日的汪偽政權成立時，羅斯福宣佈繼續承認“合法的按照憲法程序産生的重慶政府”。[7]同年11月蔣介石要求羅斯福讓美、英中三國結成聯盟，或起碼發表聲明，贊成並支持英中條約，他還要求派一個由軍事、經濟、交通專家組成的小組來組織中美兩國在遠東的合作。[8]雖然羅斯福拒絕了蔣介石要求結盟的建議，但他還是宣佈給國民政府一億美元的貸款。羅斯福感到，當時對日本最有效的掣肘仍然是繼續援助蔣介石。在租界法案得到通過成為法律後，羅斯福答應使中國成為租界法的受援國，公開承認中國有資格獲得租界法的援助。據統計：1939年和1940年兩年中，美國又向中國提供了七筆貸款，連同桐油貸款，共2.97億美元。[2]P155然而，令人失望地發現，美國此間並沒有完全拋棄對日姑息政策。據統計：在1937－1940年期間，美國供給日本十三億六千萬美元的外匯，其中直接供給日本的物資為十億美元，絕大部分是作戰物資。[9]由此可以得出此間羅斯福對蔣介石的支持還只是表現出一種道義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