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羅斯福基於政治考慮支持和遷就蔣介石

隨著戰事的發展，德國法西斯已末日可數，而美軍于1945年2月底攻佔馬裏亞納群島後，太平洋局勢為之改觀，日本法西斯失敗只是時間問題，美國也就開始考慮戰後稱霸世界的戰略。羅斯福作為資産階級政治家，更關心的是戰後中國的統一和穩定，他認為最好是促使蔣介石沿著最符合美國需要的路線走，而不是逼迫蔣介石就範。史迪威事件發生後，他對蔣介石的態度重新回到無條件支持上來，這種態度一直延續到他去世。與1944年以前對蔣介石的支持所不同的是，羅斯福這時更多的是從戰後的政治考慮，而軍事上的考慮大大減少了。其中的政治考慮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羅斯福需要一個穩定的、合作的中國，幫助他對那些由於戰爭而同其宗主國分離的殖民地和託管地建立一種戰後的國際託管制。同時，他希望託管制將讓美國在太平洋和其他地方的戰略據點設立長期的海空軍基地。早在1943年，羅斯福在魁北克就認為把中國包括到大國之列對他的戰後計劃是十分重要的，他決心要維護四大國概念，並認為“兩個三國協定遠遠抵不上一個四國協定”。[17]他竭力提高中國的地位，指望在戰爭期間和戰後不久，中國在美國可能就太平洋問題同英國和俄國發生政治性爭執時給予支持。甚至看得更長遠一點，在二十五年到五十年的期間，當他料想中國會實現其作為大國的地位時，他盼望它能幫助美國遏制日本。羅斯福在開羅會談時，心裏就有這樣的打算，因為他表示相信“這次會議將……不僅在今天和不久的將來取得成果，而且今後幾十年也會産生效果”。[18]故而，他擔心國民黨的垮臺將使他的戰後計劃陷入極大的混亂。雖然中國當時被日本佔領，又很貧弱，但具有強烈理想主義色彩的羅斯福樂觀地相信，一個擁有眾多人口以及經過改革的國民黨中國可以同美國合作，保證戰後亞洲的穩定。而要改造中國，非蔣介石莫屬。[19]

第二，羅斯福在政治約束下活動，對於這種政治約束，他不能輕易地屈從或置之不理。美國強求國民黨政府在中國繼續當政或者至少是非共産黨政府當政，他認為蔣介石下臺會産生政治後果，這將不利於他的下一任總統競選。他深知國民黨中國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左右美國輿論，它沒有沾上共産主義的色彩，也沒有染上帝國主義的污點，它是強權政治的受害者，而不是強權主義的實施者，它尤其被看作是美國的天然的民主主義的盟國。1942年，接受民意調查的人中，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六相信，中國在戰時和戰後可以可靠地同美國合作。[13]P474同時，蔣介石為了求得美援，對美國採取了三管齊下的外交求助活動，①宣傳了中國的抗戰情況，彌合了當時中美合作中的一些分歧。另外，蔣介石的基督教徒身份，與受過美國教育的宋氏家族聯姻，及其反共親美主張都深得美國的好感：時代公司諸媒體把蔣介石塑造成“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幾個大人物之一”，[20]這極大地影響了美國公眾對蔣介石的印象。《生活》更把宋美齡與美國的總統夫人愛琳娜·羅斯福相提並論。[21]因此，在美國國內普遍主張蔣介石控制的中國應在世界事務中起重要作用的情形下，羅斯福在對蔣介石的態度上不得不有所顧慮：其一，他擔心在史迪威的委派問題上採取直接對抗會加速蔣介石的垮臺，從而使他在國內承擔起政治責任。同時，儘管他一直期望有一個統一而穩定的，並在世界事務中同美國攜手的中國，希望成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國共聯合政府，但他拒絕與中共領導人會談，同樣是因為他擔心在國內承擔政治責任。[22]在第四次總統競選活動中，這樣一種做法很可能使他失去自由國際主義派的選票，這樣還會使他在美國中西部受到損失，那裏的人擔心羅斯福使美國政府受制于共産黨，這種擔心由於最可能繼蔣介石政權之後的中國共産黨政權的出現而得到證實。其二，羅斯福作為資産階級政治家，想使中國中國成為亞洲抗衡共産主義的堡壘。作為一個關心限制蘇聯影響和勢力擴張的民族主義領袖，他不能歡迎出現一個中國共産黨政府的前景。於是，經過各方面的估量，羅斯福必須而且只能作出對蔣介石支持和遷就的態度，以避免因國民黨垮臺將會出現的國際國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