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系列論點可用以反對在中國實行競選民主制。民主制的諷刺意味在於它可能因選舉而告消亡。在歷史上，民主制曾多次失敗，從古希臘到近代的法國以及20世紀在德國都發生過這樣的事。今天，第三世界的多數民主制國家都局勢不穩，往往因軍事政變或其他形式的獨裁政權而崩潰。這裡的悖論是，法治本來是要抑制和平衡政府的權力，可是民主制崩潰時，法治也會受到威脅。法治若無權力偕行是起不了法治作用的。當法律和秩序不復存在時(例如現在的伊拉克情形)，那麼諸如限制選舉出來的政府的權力，要求有一定的多數票才能修改憲法，利用簡單多數制來延緩新政黨的強大，規定一個黨要得到較高比例的選票才能進入議會，如此等等一些規定就都是毫無意義的。

選舉制合法性只有短短幾百年曆史，只給世界上較少的國家和民眾提供了自由民主制，可是有些人，即普遍論者，卻聲稱它適用於所有的國家，優越于已有幾千年曆史的德能制合法性。按照這些普遍論者的看法，世界上的國家分為三類：“非選舉制和非自由制國家”(“不自由的國家”)，“選舉制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自由制的國家”(“部分自由的國家”)以及“自由制國家”(“自由國家”)。據“自由之家”2006年報告，有120個國家即64%的國家享有選舉制合法性；其中只有89個國家即46%的國家是“自由制國家”(其人口恰好也佔世界人口46%)；45個國家即24%的國家是“非選舉制和非自由制國家”；103個國家即54%的國家是非自由制國家。在58個“部分自由的國家”當中，有31個即53%是非自由制國家。過去30年來都是如此的百分比。換句話説，儘管選舉民主制被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取得了勝利，可是在那些“選舉制但不是自由制的國家”內選舉制合法性卻沒有能夠提供一個有秩序的“自由的”社會。而另一方面，中國儘管被列為“非選舉制和非自由制國家”，卻享有一個有秩序的社會和經濟繁榮。

與選舉制局部合法性的問題比較起來，濫用選舉制合法性的問題在自由民主制國家中是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盲目的選舉制合法性信念在設計一套選舉程序來控制政府上過高估計了人的美德，卻又對鑽制度空子的毛病估計不足。對個人自由的最嚴重威脅之所以可能來自代議民主制，就是因為當選的領導人往往生活在膨脹的道義幻想之中，相信絕對的選舉制合法性，這就使他們淪于一種退化的狀態，自我放縱，以為自己至高無上。

喬治·W·布什就是整個民主制歷史上最明顯的例子。他的所作所為表明，當某種激進的“新保守”意識形態得到民主制度設計的支持時，國家會多麼輕易地被置於險境。對於總統的宣戰權力，在美國憲法中並未規定出任何機制加以限制或控制。應由國會宣戰的要求沒有得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美國沒有聯邦召回制，沒有聯邦公民提案，沒有聯邦全民公決。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共有人員約400萬名(包括100萬現役軍人)，其中須由總統任命的官員達6000多名。在這些任命中，惠顧恩賜已成常規。

聯邦的立法受到遊説集團的不當影響。這些説客是受雇于軍工綜合體之類的財團。由於缺乏像現代公司預算控制那樣的機制，政府的赤字開支從體制上看就是失控的。與此同時，布什總統又輕易地濫用權力一而再地為那些超級富豪減稅。國家處於交戰之中，國債呈火箭式上升。私人負債也升到了空前的高度。卡特林娜颶風之類的災害落入政府的盲區。布什政府仍然沒有看到，恐怖分子用不著真正發動恐怖襲擊，只是散佈恐怖氣氛，就能達到他們的目的。在布什總統離任前或離任後再來一次恐怖襲擊的威脅，像一把劍懸在每個美國人頭頂之上。美國兵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數接近於每月100人，戰爭的代價已不能單用美元來衡量。而布什政府仍然幻想一種“一插就靈”的民主制儘管沒有法治也可以在伊拉克生效，或者再多派去一些美國兵就可以使這種軍事解決辦法比政治文化解決辦法更有效果。

凡此種種只能讓人琢磨：美國究竟是怎麼搞的，竟會在新的千年之初陷進這一團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