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多數制的問題有著更深的制度上的根源。詹姆斯·布坎南指出：“市場競爭和政治競爭也有著明顯的和重要的區別。市場競爭是持續不斷的，每一次採購都可以在彼此競爭的幾家商號之間進行選擇。政治競爭則是斷斷續續的，一次選擇要管兩年、四年或六年。市場競爭可以允許若干競爭者同時存在，即使有一家佔領了市場的大部分，仍然會有少數顧客會光顧自己喜歡的賣家。政治競爭則是非勝即敗，一家贏了就獨霸這市場若干年。在市場競爭中，買方可以相當有把握地知道他採購回來的是什麼東西。政治競爭則並非如此，在這裡，選民作為顧客可以説是購買一個代理人的服務，可是他並不能約束這個代理人遵照合同辦事，相反，是被迫授予這個代理人相機行事的廣泛權利。政治家不同於私營店主，選民是無法讓他們負責履行諾言的。”

這裡談選舉制的局部合法性，並不是為了擁抱或推崇世故和懷疑。事實上，這只是為了揭露那些普遍論者的“理性的偏見”，是他們不顧文化背景而一味鼓吹選舉制合法性而貶低德能制合法性。沒有理論上的確定性能確保制度層面上的正義，同樣，沒有理論上的確定性能確保一種選舉制度能確立選舉制合法性。對於可取的選舉制度，通常有八條標準，而簡單多數制僅局部符合其中的四條，即多數標準，單調標準，連貫標準和參與標準，但卻不符合孔多塞(Condorcet)標準，孔多塞輸家標準，無離題方案原則，無跑龍套候選人原則。其他選舉制度也可能有類似的問題。阿羅的不可能性定理表明，當存在兩種以上可供選擇的方案時，沒有一種投票方式能符合一整套標準(包括獨裁標準)。因此，所謂“競選民主制是表達民意的唯一方式”只是再大不過的幻想。

由於選舉中存在種種問題，有人指出選舉最多只是在“法治”之下居次要地位，而“法治”歷史悠久得多，也更加重要。“法治”是反對獨斷專行的原則，即政府必須按照既定程序制定和實施的公開的成文法律行使其權力。香港在1997年之前常常被當做一個法治的榜樣，當時統治香港的港英政府並不是選舉産生的，但法律體制完備，做到了自由而又開放。

主張法治的論點包括：

·實行法治和政府分權，這並不含有內在的民主制含義；

·法律自由完全可以沒有民主自由而存在，而個人自由與民主統治沒有必然的聯絡；

·個人自由的目的是抑制國家對個人的權力，而政治自由的目的則是讓國家有權行使這一權力；

·非自由主義法律體系能比自由民主制國家中的法律體系更好地遵守法治的要求；

·對個人自由的最嚴重威脅事實上是來自代議民主制；

·民主制不能減少自由與平等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可能導致法治的衰落；

·法治在功能上起的作用是抑制人民民主的擴張；

·最重要的是，法治在沒有民主制的情況下仍可存在，而民主制若無法治就根本無法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