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統權力擴大的同時，行政部門異軍突起的文官勢力更不容忽視。文官是通過公開考試，擇優錄用的，不與總統共進退。1900年，美國有文官23萬，1932年達到了93萬，二戰時期保持20萬文官，二戰後保持在250萬，文官任職時間長，閱歷深，以技術和知識為基礎，其基本職能是執行法律和實施政策。然而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情況並非如此。他們在當代政治舞臺上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執行者，文官作為所謂“知識精英”，往往在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文宮得以自行“頒布大量規章，條例和對政策的闡述”，所有這一切都在“管理公民，商業工會，甚至州和地方政府的活動中”具有“法律作用”。文官根據立法自行作出的決定，“對整個社會也可能是關係重大的，”它的重要性甚至“毫不亞於總統、國會和最高法院的決定”。

　　其次，文官可以通過提供文章，資料和信息等途徑影響政府的決策與立法。在決策過程中文官提供的策方案的多少，可以影響決策者的選擇範圍，文官提供的資料可以左右決策者的看法，文官可以通過各種形式的“院外活動”向國會施加影響。最後，文官在執行政策和法律過程中，有較大的自主權。一項普遍性政策可以貫徹到什麼程度，通常取決於官僚對它的解釋，以及取決於他們實施該項政策的興致和效率。

　　總之，文官群體從總體上説是維護資産階級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美國政治結構的演變趨勢

　　美國社會的發展和政治的演進，不僅使各種政治力量呈現出大幅度升降起伏的趨勢，而且使各種或升或降的力量之間發生了新的聯絡與組合。

　　(一)立法權與行政權之爭將繼續下去

　　與19世紀末葉以前的“國會至上”的局而相比，今日的美國國會確實威風大減。但是國會並沒有喪失憲法賦予的某些控制行政機構的責任和權力。國會仍然“有權‘干涉’政府的日常工作”。在整個70年代，國會制定旨在限制總統權力的法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

　　國會還通過自身的調整與改革，增強了與總統的對抗地位。在與總統權力鬥爭中，國會往往把文官視為可利用和依賴的力量。國會通過在政府內與文官合作，一方面達到分化行政權的目的，使其內部出現某種制衡局面。另一方面使傳統的三權制衡的政治結構得以延續，使國會作為民主政治“基石”的地位得以維持。國會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大起大落中，不僅在政治層面尋求文官的合作，而且在社會層面尋求利益集團支持。

　　由於利益集團的院外活動通常集中于國會，這就給國會接觸利益集團提供了便利條件。利益集團對國會的支持，一方面表現在前者為後者競選提供經濟捐款與政治支持，同時也為議員提供一個巨大的選票基地。因此，國會議員往往把利益集團視為“天然盟友”。另一方面，利益集團還可以為議員提供各種信息和材料。實際上，在爭取一項立法通過的過程中，不僅利益集團力圖取得議員的支持，而且“更多的是國會議員求助於利益集團”。

　　於是，國會聯合文官和利益集團分化總統的權力，加強自己的政治實力，抗衡總統，以圖在政治上發揮國會的傳統作用。

　　(二)法官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美國國會、總統和最高法院都要宣誓維護美國憲法，但只有最高法院擁有解釋憲法的至高無上的權力。正如首席法官查爾斯·休斯所説：“我們都置於憲法之下，但憲法是什麼，由法官説了算”。法官一旦上任就拋棄國會和總統。法官淩駕於兩權之上。由於總統和國會鬥爭日益尖銳，最高法院不僅處於總裁地位，而且當作維持三權制衡的法碼。例如：在審理“美國訴尼克松”一案中，以沃倫伯格為首的法官為了爭取公眾的最大支持，對總統施加最大壓力，以8票對零票裁決：尼克松必須向華盛頓地區法院賽裏卡法官交出64次白宮談話的錄音帶。這項裁決不僅成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總統辭職的直接原因，而且就總統是否有權阻撓司法程序、三權分立原則，是否授予總統保護秘密通訊的絕對權力，特別就總統是否能宣稱他自己是總統的憲法權力和特權的唯一裁判人等問題，作出了不利於總統的裁決，從而削弱了總統作為行政首腦的權力，體現了最高法院對總統的制衡。

　　(三)文官將繼續擴大成為指導作用

　　文官與國會相比，是一股新興勢力。聯邦政府官員約有90%是按文官制的規定錄用的。總統無權任意解顧、降職或調動。文官為了擴大勢力，同國會一樣，在政治乃至於社會各個階層面尋找自己的盟友。在與總統權力鬥爭中，國會把文官視為可信賴的力量，文官把國會視為堅強的後盾。特別是國會往往直接授權局長，在“行使職權時可以不受總統的控制”。這就給文官與總統直接對抗提供了合法依據。文官積極參與決策與立法，自主執行政策與法律，迅速擴大其政治影響。在社會層面，文官為了尋求利益集團的廣泛支持，常常把目光投向利益集團。而利益集團也為文官“在擺脫政治糾紛時助一臂之力”。這樣，文官上依國會，下靠利益集團，使它在政治結構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國會、文官與利益集團不僅形成了密切的相互關係，而且在處理某些特殊問題時結成了非正式的政治聯盟，形成所謂的“鐵三角”。“鐵三角”是美國政治生活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現象，常常是特定行政領域或決策過程中的主要力量。目前，聯邦政府的“鐵三角”已有幾百個之多，對美國政治正在發揮著愈來愈大的影響。“鐵三角，大量存在，表明當代美國各種政治力量的重新配置，顯示權力重心發生了某種程度上的轉移。”鐵三角“作為國會、文官、利益集團的組合形式，作為原有政治結構的一種補充，使政府的決策更為準確，執行更為迅速，從而加強了政府的社會控制能力，各方面信息的充分提供，社會要求的直接反應，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拖延和失誤，使政府得以更有效的開展工作。同時，”鐵三角“作為政治結構的一種新模式，也”開闢了一條新的渠道，使全部人口中各部分人都可以通過它向負責滿足其願望和要求的政治部門反映自己的願望和要求“，從而使政府的觸角深人社會，更具體地反映並實現人民的利益。

　　國會和文官、利益集團的合流在某種程度上使原有的三權分立的政治結構得以繼續存在、得到補充和完善。但是國會、文官、利益集團的合流也帶來了某種負作用。”他們把自己的問題與廣大社會隔離開來，甚至使社會整體利益受到忽視，而最有勢力的人的利益則受到袒護。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其結果將不僅是政策的偏頗，而且將是政府代表性的喪失。同時利益集團的參與“必將導致政府的分裂，至少是在範圍較為特殊的問題上是如此”。政府權力的集中與政府本身的分裂兩種現象並存，對社會與政治兩個層面都産生了矛盾的影響，其結果將不僅是社會結構的進一步分化，而且將是政治結構的進一步改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