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利益集團19世紀後期就開始活動於華盛頓舞臺上，但是華盛頓進行院外活動的利益集團的數目達到十足的爆炸程度是在20世紀後，特別是二戰後。美國一項全國性調查表明，60%以上的成年人至少加人一個社團。目前，美國全國共有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20萬左右，其中30%是70年代中期以後出現的，到80年代形成一種風潮。利益集團參與政治和謀求利益的主要手段，其一是通過現代社會所能提供的所有通訊工具。通過報刊、電視和廣播來製造輿論，也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引起公眾的注意，如組織抗議遊行或進行靜坐，罷工、騷亂等，以爭取實現他們的利益。其二是對政府的政策施加影響。毫無疑問，美國政治生活中的每項決定或有關行政機關的每一項規定都會影響著一個或多個利益集團的利益。因而”受到影響的集團正愈來愈意識到政府一系列重要決定的作用，並力圖對之能夠有所影響“。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利益集團通常安排選民向國會議員發出大量代表他們的觀點的信件或電報，或者打發一批批選民到國會大廈向議員面述觀點，或者在常設委員會作證時遞交他們事先好的意見書，以證明他們的陳述是正確的。更為重要的是，許多利益集團在華盛頓或州首府設有常駐辦事處，以便同國會議員保持個人的密切接觸。利益集團的活動同樣地也集中于制定規章制度的機構和聯邦行政機構。因為行政機構每天作出具有重大意義的決定，在存些情況下”甚至關係到幾萬美元的商業活動命運“。

　　由此可見在美國這樣一個複雜多樣的社會裏，利益集團起著“代表和表達意見與利益的作用”“這是任何政黨制度都不能起到的作用”。在美國，政黨和利益集團都是政治力量，都可以對政府權力産生影響，但兩者又有區別，政黨的目標是通過提名公職候選人贏得選舉，處於執政地位；而利益集團不能提名候選人，目標不是上臺執政，而是通過其活動影響政府的政策來維護或促進本集團的利益。利益集團的活動成為兩黨統治的補充和依託。-

　　(二)美國政治結構的自身演變

　　美國政治結構的自身演變，表現在國會權力的衰落和行政權力的擴大。進入20世紀以來，隨著國際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對外擴張趨勢的進一步加強，美國對外事務越來越繁重，政府的職能日益廣泛而複雜。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承擔起“總資本家”的重任。領導必須有力，反應必須迅速。但是由於國會本身的結構是分散的多權力中心，使國會眾參兩院在主要政策問題上常常陷入嚴重的內部糾紛之中。而且由於院外集團活動的強大壓力，眾參兩院內部也都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國會在這種內部糾紛對立之中，必然難以成為與總統全面抗衡的“權力中心”。同時，在黨魁制度下産生的議員大多是地方勢力的代表。他們既沒有足夠的全國性戰略觀點，又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質。許多共和黨復員軍人議員，文化水準十分低下，在討論全國性重大問題時，大多數議員只對操縱他們的黨魁俯首聽命，或者根本不負責任，隨意表決。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實行傳統的放任政策以外，國會不可能提出吸引民眾的政策調整。本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後，“憲法賦予國會的每一項權力，往往形同虛設”，而且“每一項權力似乎越來越受到驕橫悠肆的行政部門的支配”。

　　與國會權力衰落的同時是行政部門權力的擴大。行政權的擴大是以總統的權力擴大開始的。根據聯邦憲法的規定，總統是行政首腦、武裝部隊總司令、最高決策者和政黨領袖。然而在實際運行，由於總統的積極行為與國會的消極無為，使得總統的權力遠遠超出了憲法所規定的範圍，總統往往行使諸如宣戰權、簽約權、建交權、免職權等原屬國會的傳統權力。有人認為，美國總統權力之大“會使凱撒、成吉思汗或拿破侖都垂涎三尺”。總統權力的擴大，首先是因為資本主義經濟世界性的發展和經濟危機國際化的出現都必須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

　　其次是在壟斷資本同兩大政黨及聯邦政府結為一體的過程中，總統具備了充當三位一體的代表的條件。一總統是被黨魁勢力所操縱的傀儡，在同國會的鬥爭中，最終受政黨機器所制約。

　　由於文官制的改革切斷了政府機關向政黨提供資金來源的途徑，促使兩大黨同壟斷資本挂鉤，同時總統本人也都與壟斷企業結成了緊密的聯絡，總統集中體現了壟斷巨頭們的意願。此外，19世紀末美國社會廣泛開展改革運動也間接地推動了總統權力的上升。

　　即使總編的權力擴大了，也還是受到國會的制約。例如水門竊聽案被揭露以後，1974年國會通過對總統的彈劫調查，終於以確鑿的證據揭露了總統的罪行，並使其被迫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