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計劃攻緬，蔣、史矛盾再度激化

日軍佔領緬甸全境後，史迪威多次提出反攻緬甸計劃。1942年7月19日，史迪威向蔣介石提交《反攻緬甸計劃》，其要點為“南北緬水陸同時夾擊”：1、中、英、美三國聯合出兵，自印度攻入緬甸，同時，另一路中國軍隊則自雲南進攻。兩路會師曼德勒，會攻仰光。2、在盟軍從陸路進攻的同時，英國海軍確立在孟加拉灣的制海權，從仰光登陸。這一計劃後來被稱為“安納吉姆”計劃。8月1日，計劃得到蔣介石的批准。11月3日，史迪威自印度到重慶，向蔣介石彙報和英軍統帥韋維爾商談結果，要求在1943年3月1日前後發動攻勢。蔣介石表示，中國可由雲南方面出動15師，但勝利關鍵在於英方是否能調撥足夠的海空力量，掌握制海權和制空權。他説：“倘海空實力不充，中國實不願派一卒參加此役。反攻開始以前，余必須知英國用於緬甸海空軍之實力，方能下令前進。”“此次不反攻則已，一旦反攻，非勝不可，絕不能再受第二次之失敗。”[66]

1943年1月，蔣介石致電羅斯福，要求羅敦促英方，調動陸、海空力量，共同克服緬甸。[67]同月，羅斯福、邱吉爾在在北非的卡薩布蘭卡（卡港）會議，決定實施“安納吉姆”計劃。2月4日，美國陸軍航空軍司令阿諾爾、空軍補給司令薩默維爾（Somervell，或譯薛莫維爾、索摩微爾）、英國聯合參謀代表團團長迪爾到重慶，向蔣介石通報卡港會議情況及1943年戰略。同月7日，雙方會談，蔣介石同意英美方案，但要求英美方面增加空運與空軍，切實支援中國。其標準為：空運物資每月一萬噸，飛機500架。蔣強調，必須達到這一標準，並有確切日期。史迪威對蔣所提要求不滿，當即質問蔣：“是否不達到標準，即不對日抗戰？”史的質問含有明顯的輕蔑成分，蔣認為史迪威作為自己的參謀長，提出這一質問，“可惡不敬已極”，但是，他忍著沒有發作，只回答説：“中國抗戰已六年，即使太平洋戰爭不起，英美不來援助，中國亦可獨立抗戰。”史迪威再問：所謂標準是否為條件？蔣答稱：“非條件，乃余負責作戰者最低限度之要求耳！”接著，蔣以溫和的語氣要求阿諾爾轉告羅斯福與邱吉爾：“當盡我所能，不惜犧牲一切，以期不辜負友邦之期望。”[68]8日，蔣介石打電話給宋子文，指責史迪威會議上的“不敬”，要宋轉告史，“使彼戒懼，並限彼應切實設法，達成余之標準，以贖過失。”[69]9日，中、英、美三方印度加爾各答會議，一致同意實施“安納吉姆”計劃，以1943年11月至1945年5月為入緬作戰期。會議期間，宋子文向史迪威轉達了蔣的批評。據宋致蔣電稱：“彼極為懊喪，並謂當時談話有失體統，甚以為慊，但信鈞座必諒其忠實及一番熱忱。”[70]，不過，史自己的日記則是：“見他的鬼吧！”[71]

5月初，史迪威與飛虎隊的陳納德之間在對日實施“空中攻擊”問題上發生分歧。陳納德主張，只要中美用500架飛機對日軍進行空中攻擊，即可消滅日本大部分在華空中力量，阻遏其船運，破壞其交通線，使緬甸和中國本部的陸戰易於進行。史迪威則認為，中國軍隊缺少軍械給養補充，也缺乏訓練，不足以保護機場。如對日“空中打擊”實施過早，引敵來攻，則雲南、廣西、湖南各地的機場均將喪失，以中國本部為基地空襲日本的計劃也將落空。爭論雖發生於史、陳二人間，但不久即發生於史迪威與宋子文之間。5月5日，美國海陸空三方會議，邀請史迪威、陳納德、宋子文參加。宋支持陳，主張當前急務為增強空軍力量，史則認為，中國陸軍勇敢苦戰，損失巨大，“目前實不堪一戰”。宋即批評史“對中國陸軍未免過於悲觀”。[72]同日晚，宋美齡謁見羅斯福，羅表示，擬將反攻緬甸計劃縮小為佔領緬北。[73]

史迪威早就制訂過一份“有限度的進攻北緬的計劃”，但遭到蔣介石的否定。蔣的理由是：六年來，中國對日作戰得到的經驗是“迫使機械優越之敵人，運用惡劣之交通線，使其機械設備失其效用”。而在北緬，日軍可以利用伊落瓦底河及仰光鐵路，中國方面可利用的只有正在建造中的兩條公路。即使中國軍隊在北緬成功，日本人仍可利用交通便利，派軍增援。他向史迪威一再説明，“不可再蹈覆轍”。[74]5月8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要他在羅斯福、邱吉爾會談期間，力爭照卡港會議及其後的重慶會談決議實施，首先以英、美海空軍截斷日軍供應線，佔領仰光，然後收復整個緬甸。電稱：“如果僅僅佔領北緬甸至蠻德勒為止，非僅無益於中國戰場，而且費力多，犧牲大。結果必不能達成目的，徒然犧牲兵力。”[75]5月13日，宋子文專訪到華盛頓參加太平洋軍事會議（三叉戟會議）的邱吉爾，要求英方照卡港、重慶、加爾各答等會議決定，如期攻緬，但邱態度消極。宋問：是否準備放棄攻緬？邱答：英美軍事專家正在研究。[76]邱吉爾的回答使宋子文倍感緊張，立即致電蔣介石彙報，蔣也跟著緊張起來。

1943年春，蔣介石為準備進攻緬甸，曾將原來部署在長江兩岸的第六戰區主力抽調赴雲南、貴州，司令長官陳誠也出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隨部隊入滇，鄂西空虛。同年5月，日軍在湖北宜昌集結大軍，進攻三峽地區，威脅重慶。當蔣得知太平洋軍事會議有放棄攻緬計劃的可能後，大為惱怒，致電宋子文稱，如此，“則我軍民對聯合國從前所有各種宣言與決議之信約，不僅完全喪失信用而已”。他覺得，又上了史迪威的當。電稱：“史迪威始則強催我軍集中攻緬，今乃因抽調部隊，而使重慶門戶大受威脅，而結果則謂可以取消打通仰光與滇緬路計劃，則我軍上下對美國用意與作為，豈啻視為兒戲，直認為有意陷中國于滅亡之境，不啻協助日本完成其大東亞之新秩序，豈不令人惶栗不已！”[77]他要宋子文將這一看法明告史迪威及羅斯福左右。

5月17日，宋子文應邀出席聯合參謀長會議，轉述蔣的態度，堅決反對放棄攻緬，也反對史迪威僅攻緬北的計劃，闡述其理由説：“我如不佔領緬南，斷其後路，必歸失敗，徒作無為〔謂〕之犧牲。蔣委員長彼時之決心如此，今日對此之決心益強。”[78]在此前的聯合參謀長會議上，史迪威公開批評蔣介石：“諸事猶豫，于戰略無一定見解”。針對史的批評，宋特別為蔣辯護，聲言蔣並非初次與外國軍事專家合作。他以蔣曾任用與蘇聯的加倫、崔可夫、德國的塞克特及佛採耳為顧問為例，説明他們在任期內“無一不恪遵蔣委員長意旨”。[79]18日，蔣介石從宋子文電來電中得知有關情況，日記雲：“邱吉爾固毫無進攻緬甸之意，而史迪威之污衊我軍，輕侮我國，尤令人痛憤憂戚之至！”[80]21日，在太平洋軍事會議上，宋子文再次要求，堅決執行卡港會議及加爾各答會議的攻緬決議，邱吉爾辯稱，當時“只有計劃，並無決議”，“英軍事當局如有允諾，實屬越權”。他表示：“將來當極力設法使印度與中國軍隊得以連合，或須經緬甸北部。”[81]宋子文擔心羅斯福會向英方妥協，于同日謁見羅斯福，重申史迪威的進攻北緬計劃，“徒耗軍力，蔣委員長絕不能接受”。羅斯福則稱：“攻復仰光，確有困難，但可先向西南岸進攻，以從後面襲擊仰光”，將來擬派新銳部隊赴緬。羅要宋子文轉告蔣介石：“攻緬計劃，余有決心進行。”[82]

重慶危急加深了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惡感。5月22日，蔣介石日記雲：“我此次戰局危急，乃被史迪威之所玩弄而陷入也。烏呼，此人誤華不淺矣！”[83]27日，蔣介石致電宋美齡雲：“近日戰況確甚緊急，本星期內關係最大，所以致此之故，實由史迪威催促我精兵抽調入滇，準備攻緬，以致前方空虛，為敵所乘。其實去年至今，自緬戰至此次戰爭，皆為史所陷害也。”[84]6月21日，蔣介石致電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要求她在向羅斯福告別時，相機提出史迪威問題：“甲、史對余不能合作，余為大局計，均能容忍，惟其對中國軍民成見太深，以廿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之革命軍民。乙、故自史來華，我軍隊精神因之消沉頹喪，蓋史視中國無一好軍人，無一好事，而根本不信我軍能作戰，更不信我勝利，故欲其指揮盟軍以求勝利，無異緣木求魚。而彼對自己所處理之事與計劃，以為無一不好，固執不變，毫無商洽餘地。丙、故現在我軍對史失望，以為如再聽其指揮，不惟無勝利，必大受犧牲，非至全敗不可。”電末，蔣介石稱：“彼之態度，是來脅制中國，而非協助抗日，其結果與美國之熱忱援助及友愛精神相反。余為史對於一般軍官嚴加勸戒，令與合作。惟長此以往，時時發生誤會，則不勝防制之苦。故為作戰及大局計，深望羅總統明了此事真相與現狀，蓋甚恐其對華盛情將來失望，故不敢知而不言也。”[85]但是，蔣介石又叮囑宋美齡，不必太正式，也不必採取“不可不撤換”的強硬方式，只告以“實情”即可。

在羅斯福的堅持和説服下，原來堅決反對攻緬的邱吉爾同意一致進行，英美參謀團會議隨即制訂新的攻緬計劃。史迪威曾答應向蔣呈閱會議記錄，但史迪威第一次交給蔣的並非全文，而且缺乏重要部分。當時，蔣認為“海軍是這次行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除非保住孟加拉灣，否則進攻緬甸也就沒有用處。因此，他關心英美“將提供多少海軍”。[86]6月27日，蔣介石命外事局局長商震催史迪威來見，詢問會議關於海軍兵力數量等文件是否帶來。史稱，此件不能交任何人，繼而改稱，回去後交商震代呈。在商震去史處催索後，交來者仍非蔣所需要的文件。[87]6月28日，史迪威致函蔣介石，説明聯合參謀團為取得孟加拉灣制海權所必須派遣的“適當之兵力”。據史自稱：“列了一長串戰艦、重型巡洋艦、航空母艦及驅逐艦等，而且第七次解釋了’適當’一詞”[88]史迪威非常不情願這樣做，日記雲：“這超越了所有界限。這個小人令人厭惡，他十分傲慢地詢問我們將能做些什麼，誰在妨礙我們幫助他，以供應一切──軍隊、裝備、飛機、醫藥、通訊、汽車運輸、建立他該死的後勤供應部，訓練他的劣等軍隊，甩下他那後娘養的參謀總長和總參謀部，而他卻對我們的準備工作挑三揀四，對海軍問題支支吾吾。主啊，救救我們吧。這個偉大的獨裁者。他讓他的部隊忍饑挨餓，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89]同日，蔣介石召見史迪威，當面加以批評。日記雲：“此人之卑劣、可恨極矣！”。“烏呼，此人之無常識、無人格，實難令人想象者。”[90]這説明，彼此之間的惡感都發展到了極點。

美國是強國，史迪威是美國派到中國的將軍，因此，蔣介石將他和史迪威的關係看成弱國和強國之間的關係。6月29日，蔣介石日記雲：“凡弱國參戰，無論如何努力與犧牲，強國皆視為不能與彼相比。例如史迪威指揮我軍在緬作戰，彼總不以我軍之犧牲為英勇，而為怯弱，蓋彼仍以北洋軍閥之軍隊視我也。”[91]

不久，史迪威又有幾件事加劇了他和蔣介石的矛盾。一是擅自撤委中國軍官。8月14日，總指揮部副參謀長溫劍銘，因事與國內軍政部通電，被史認為“有違軍紀”，下令調溫為高參，委美國人博金為副參謀長，引起全軍大嘩。新編第一軍軍長鄭洞國勸史收回成命，為史拒絕。史的助手參謀長波德諾甚至説：“駐印軍是由美國裝備訓練的，因此軍中事務，包括人事必須聽命于總指揮部，即使中國政府也不得干預過問。”[92]鄭及參謀長舒適存、師長孫立人等憤而致電蔣介石。鄭電稱：“今竟有此不幸事件，則人無保障，勢必媚外圖存，軍隊紀綱如何維持，國家體制其何以堪！”[93]舒電稱：“美方一貫政策，為打破中國高級指揮機構。”“美方微員僚佐，皆代表史將軍，須聽其命以馳驅，稍不遂意，責難侮辱隨之。”蔣介石批示：“為何史於人事，不先請準本委員長，而擅自撤委？”[94]一是給蔣介石寫報告、備忘錄時所署職銜和語氣。史通常均署“美國陸軍中將”，引起中國將領不滿。[95]9月21日，史在給蔣介石的意見書末改署“中國戰區參謀長”。蔣介石閱後稱：“其內容仍有不遜之言，此種恣職態度，殊令人難受，隱痛極矣！”[96]三是史迪威對中共的態度。史對蔣失望，自然對中國共産黨及其所領導的抗日部隊寄以希望。1942年6月至10月，史迪威的政治顧問戴維斯多次在重慶訪問周恩來。1943年3月，戴維斯再次訪問周恩來，周提議美國派代表常駐延安。6月24日，戴提出報告，主張接受周恩來建議，向延安派駐觀察員。9月6日，史迪威向蔣介石提出《備忘錄》，建議調動中共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及胡宗南、傅作義、鄧寶珊等部向山西出擊，這些都觸犯了蔣的大忌。當日，蔣日記雲：“此受共黨所主使，故其語含威脅之意。且名為備忘錄，乃欲于將來制裁中共時，證明曲在我也。史氏誠最卑劣、最糊塗之小人哉！余亦不屑駁復矣。”[97]9月10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指責史迪威“不知共黨十年來經過之歷史，更不明了最近共黨之內容及其陰謀之所在，徒聽共黨之煽惑，助長共黨之氣焰，殊為可嘆！”[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