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近代中國研究，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第3集，作者：楊天石，原題：《史迪威事件中的蔣介石與宋子文──抗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之一》

史迪威事件是抗戰期間中美關繫上的大事，自梁敬錞的《史迪威事件》一書出版以來，研究已多，但是，由於此前的研究者都未能利用蔣介石日記和宋子文檔案，甚至，也未能充分利用史迪威本人的日記，因此，就給我們留下了仍可開闢、耕耘的廣大空間，可以進一步了解這一事件的全貌、實質、由之激起的中美關係的巨大波瀾以及蔣宋關係的曲折變化。

一、蔣介石與史迪威矛盾的發生、發展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即謀求與，美、英、蘇等國結盟，組建國際反法西斯戰線。1941年年末，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建議建立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部，以蔣介石為最高統帥。當時，中國抗戰正處於艱難時期，蔣介石對盟軍的合作自然期望甚殷，但是，美國此後並無重要動作，引起蔣介石嚴重不滿。1942年1月30日，蔣介石日記雲：“美英對於整個戰局與太平洋戰局，仍無具體整個之組織。“彼輕蔑我國，可謂異甚，應嚴加責問。”[1]3月，史迪威來華，擔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兼美國總統代表、駐華美軍司令及美國援華物資監理人。最初，蔣介石持歡迎態度，其後，二人間逐漸發生矛盾，並且不斷發展、強化。

日軍于1942年初攻入緬甸，英軍不堪一擊，一再潰敗。2月26日，蔣介石命令中國第五、第六兩軍緊急開進緬甸，協助英軍固守緬南海口城市仰光，確保當時中國僅存的滇緬路這一國際通道。3月4日，蔣介石面諭中國遠征軍副司令長官兼第五軍軍長杜聿明，要他在史迪威到任之後“絕對服從”其指揮。杜問：如果史的命令不符合你的決策時怎麼辦？蔣稱：可打電報請示，但蔣回重慶後，又以手書告訴杜聿明，強調“絕對服從史迪威的重要性。[2]6日，蔣介石在重慶與史迪威第一次見面，就向他表示，準備將緬甸戰場的指揮權交給他。[3]同月8日，英軍放棄仰光，中國入緬部隊失去目標。蔣擔心日軍乘中國軍隊入緬之際，自越南進攻中國雲南，有調回入緬軍，加強雲南及長江流域各省防務的念頭。日記雲：“仰光為敵唾手而得，英軍之怯弱如此，我軍入緬之戰略，應特加審慎，重新研討。此關於我國軍之成敗非鮮，必須自固根基，不可以英人不可靠者而自誤也。”[4]3月10日，在史迪威赴緬指揮前夕，蔣介石又與史談話，聲稱“我軍此次入緬作戰能勝不能敗”，“茍遭失敗，不但在緬甸無反攻之望，即在中國全線再發動反攻，滇省與長江流域後備不堅，亦將勢不可能”。[5]他主張保衛當時距離中國後方據點較近的緬甸的首都曼德勒（瓦城），待日軍深入，予以痛擊後再行反攻。

仰光是美國援華物資的轉運站。史迪威視之為“生命線”，認為“一旦失去仰光，供應線將被切斷”，因此，他在入緬後不久，即雄心勃勃地迅速擬定計劃，準備推動中國遠征軍儘量南下，收復仰光。3月18日，史迪威飛返重慶，向蔣提出此項建議，但蔣介石認為，仰光瀕海，日軍具備海陸空三方面的優勢，中國軍隊如無空軍和炮兵掩護，很難剋復該地。史蔣二人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蔣每提一個論點，史迪威即加以反駁。[6]當日，蔣在日記中批評史迪威“無作戰經驗，徒尚情感”，“不顧基本與原則”。[7]3月19日蔣介石再次與史迪威談話，分析緬甸戰場形勢，提出“目前應取守勢，切勿輕進以求僥倖”。[8]蔣稱：“如果再過一個月，防線平安無事，他將考慮進攻的問題。談話中，蔣要求史迪威保證不要讓第五、第六軍吃敗仗，但史則表示無法辦到，要蔣“另外找一個能保證這一點的人來，因為我無法保證做到這一點”。[9]這次談話，史迪威大為不滿，當日即在日記中指責蔣為“固執的畜牲”。[10]在此期間，美方發表消息，聲稱中國第五、第六兩軍歸史迪威指揮，入緬作戰，蔣介石認為此屬泄密行為，日記雲：“此無異以我之秘密，相告于敵，使敵知我入緬只兩軍，其可慮可危，未有如此事之甚者。烏呼！何其不守秘密，不明敵情至此哉！”[11]

為了保衛曼德勒，中國遠征軍第五軍第200師戴安瀾部在緬甸南部的同古（東吁）設防。自3月18日起，與日軍血戰12天，殲敵5千余人。其間，史迪威堅主進攻，杜聿明則認為兵力不足，反對進攻，二人發生爭執，以致鬧翻。史迪威要求杜“服從命令”，並派人監督杜執行，但杜認為此舉關係遠征軍存亡，中國軍隊既未能適時集中兵力與敵決戰，即應在予敵一定打擊之後及時轉移，以保存戰力。[12]29日晚，戴部奉令突圍，安全轉移。蔣介石與杜聿明的想法一致，日記雲：“我第二百師在同古予敵以重大打擊後，自動轉進至葉蓮西之東南地區，與新二師取得聯絡，而敵軍遭此重大打擊，我軍並無多大損失，乃自動撤退，不僅增我軍之榮譽，實足寒敵膽而使之不敢北侵矣。”日記批評史迪威：“以為應在同古全力作戰，此不知敵軍心理與戰地實情，並不知此次放棄同古，乃達成余一貫之意圖，而受英方宣傳與運動之談〔誤〕也。”[13]

史迪威也對杜聿明的抗命不滿，在日記中斥責杜聿明和新編第22師師長廖耀湘為“卑怯的雜種”和“十足的懦夫”。[14]3月31日史迪威憤而返渝，向蔣介石提出：對指揮中國第五、第六軍，“深感所得權限未足，未能令出必行，致有三次可以發動反攻之機會，皆蹉跎坐失。”[15]他要求蔣介石免去其本人職務。對史迪威的態度，蔣介石自然感到不快，當日日記雲：“史氏以我軍師長不聽其進攻同古敵軍之命令，乃嘔氣回渝，向我辭職，殊出余之意外。烏呼！我軍此次出國作戰，對敵對友，對當地民心，皆多困難，而以客卿指揮我軍，不熟悉各方內情，使余焦慮，必須面面顧到，較之在國內作戰之單純者，其難易相去有天壤之別。尤其史氏受英方之宣傳與運動，而英軍不自慚無力，必欲掌握指揮權，圖保其虛名，余明知我雖犧牲而無益，然為全局與美國關係計，又不能不撐持到底，苦更甚矣！”[16]同樣，史迪威也感到不快，日記稱：“由於愚蠢、恐懼和態度消極，我們失去了一個在東吁打退敵人的絕好機會，根本原因在於蔣介石的插手。”“他身處距前線1600英里的地方，寫下一道接一道的指令，要我們去做這做那，其根據是零散不全的情報和一種荒謬的戰術概念。他自認為懂得心理，事實上，他自認懂得一切，他反復無常，隨著行動中的每一個微小變化而不斷改變主意。”“其結果是使我本來就很小的權威消失得無影無蹤。我沒有軍隊，沒有警衛，沒有槍斃任何人的權力。”[17]

4月1日的談話，史迪威有意向蔣“攤牌”，自稱“發作了一番，言辭激烈”，“投下的那些炸彈發出了巨大的轟響”。[18]但是，蔣介石仍然極力忍耐。4月2日蔣介石與史迪威談話，告以杜聿明“少年氣盛”、“過分固執”，決定以年事較高、經驗豐富的羅卓英為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在史迪威指揮下統率中國入緬部隊作戰。蔣並決定親自陪同史迪威回緬。[19]當日蔣日記雲：“對緬戰事，思慮異甚。既憂部下在國外過於犧牲，補充為難。又憂失敗時喪失國威與軍譽，而史迪威乃動氣請辭，並於中美邦交有關。苦慮終夜，不得不決定約史由余陪同回緬，予以全權，以表示余對彼誠意，使之勿加懷疑也。”[20]

4月5日，蔣介石與史迪威、羅卓英同機飛赴緬甸北部城市臘戍。6日，到美苗（卑謬），與史迪威及英軍司令亞歷山大商談。7日，蔣與史討論後，又與羅卓英、杜聿明、戴安瀾各將領談話，宣稱史迪威是“老闆”，“有提升、撤職、懲罰中國遠征軍中任何一名軍官的權力”，“他們應無條件服從命令”。[21]蔣的這些做法，可以説給足了史迪威面子，但是，蔣很快又因事對史不滿。8日，蔣介石向孫立人師長授以曼德勒五萬分之一地圖，面示防守要略，並令與史迪威、羅卓英同往實地設防。蔣在視察新築機場工程時，發覺進度緩慢，日記雲：“史迪威稱美苗機場十三天可以完工，是彼受英方之欺，而又欺我者也。可痛極矣。”[22]

當時，英國的戰略重點在歐洲戰場；在亞洲，其戰略是“棄緬保印，保存實力”。在緬英軍或聽任中國遠征軍獨立作戰，或利用中國部隊掩護自己撤退。4月24日，蔣介石指示：“國軍今後在緬甸之作戰指導，應以不離開緬境，而又不與敵主力決戰為原則。依此原則，以機動作戰，極力阻止並遲滯敵之發展。”[23]同時，指示遠征軍守衛臘戍、密支那、八莫等鄰近中緬邊境的城市。但是，史迪威和羅卓英都還醉心於組織曼德勒會戰。5月1日，曼德勒失陷。5日，日軍攻佔八莫，威脅中國遠征軍的歸國通道。6日，英軍決定放棄緬甸，史迪威下令中國遠征軍向印度撤退，史本人拒絕美方派來接他的飛機，親率少數人員徒步西行。蔣介石對史迪威未經請示就下令向印度撤退大為不滿，日記雲：“史迪威擅令我第五軍赴印度邊境之龐炳，而彼且離開隊伍，先自赴印，並無一電請示。此種軍人，殊非預想所及，豈彼或為戰事失敗，神經不安之故乎！可嘆！”[24]18日，蔣介石要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格魯德轉告史迪威，“中國軍隊無退入印度之意”。[25]在撤退過程中，遠征軍一度糧盡藥絕，饑病交迫，犧牲慘重，直至7月25日，杜聿明所部直屬隊等才到達印度。入緬時，遠征軍兵員約10萬人，至此，僅余4萬人左右。[26]

6月4日，史迪威自印度德里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彙報，嚴厲批評中國遠征軍的高級將領：“殊令人失望”，“或缺能力，或缺膽略”，聲稱“彼等居處離前線太遠，且無意親上前線。”“因循遷延為各高級將領之通病”。他甚至點名批評杜聿明“個性剛愎，不易應付”。他自稱這次彙報為“開門見山，指名道性”，“那情形就如同在踢一位老婦人的肚子一樣”。[27]蔣對這些批評大不以為然，認為史對此次撤退負有重大責任，但卻“不知自反，專事毀人利己”。[28]6月5日日記雲：“我軍在緬如此重大犧牲，其責任全在史氏之指揮無方，而彼乃毫不自承過失，反詆毀我高級將領至此。當失敗之初，彼乃手足無措，只顧向印度逃命，而置我軍于不顧，以致我第五軍至今尚未脫險。烏呼！史迪威誠不知恥者也。”[29]由此，蔣介石更進一步指責美國軍事代表團，“大半皆自私自大之流”。[30]6月16日，蔣研究對史迪威的處理辦法，産生“軍法審判”的念頭。日記雲：“彼為推諉責任，掩護罪過，故不得不毀壞他人名譽，誣衊我國將領。此應提議開軍法審判，使美國政府能知史之不法與無禮乎！”[31]至此，蔣介石對史迪威的印象可謂惡劣至極，而史迪威對蔣的印象也同樣很糟糕，日記稱：“中國政府是一個建立在威恩兼施基礎上的機構，掌握在一個無知、專橫、頑固的人手中。”[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