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是現代中國繪畫史上的重要畫家，他的代表性作品是現代中國人物畫發展中不可忽略的環節。方增先和他在人物畫領域的同道在中國現代繪畫史上的意義，與同時代的山水、花鳥畫家有所不同。因為20世紀前期出現的中國畫大師，基本上都是在山水、花鳥畫方面作出貢獻，成為20世紀中國畫的高峰。而在人物畫方面，任伯年之後可以説是乏善可稱。我曾在一篇文章裏借用古代畫史的説法：“20世紀的山水、花鳥畫近不及遠，而20世紀的人物畫則遠不及近。”這使20世紀中期嶄露頭角的人物畫家，肩負繼往開來的歷史重任，而他們的作為確實無愧於歷史賦予他們的重任。

       20世紀前期的人物畫，可以歸納為幾種類型。線描寫意一派，代表畫家有錢慧安、王震、陳師曾等人；工筆重彩一派，代表畫家有張大千、徐燕蓀及其弟子任率英、王叔暉等；融合西法一派，代表人物是徐悲鴻和林風眠，嶺南的方人定、黃少強，以及由速寫入門的趙望雲、葉淺予等也屬於中西融合畫派。而在表現現實人物方面貢獻最大的當推生活在北京的蔣兆和，他對社會底層人物生存狀態的同情，將水墨人物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人性高度。

       在李震堅、周昌谷、方增先和他的同學們畫出第一批描繪現實人物的中國畫作品之前，在北京的李斛、宗其香等人承接徐悲鴻余緒，用造型嚴謹的水墨寫生主導北方人物畫教學。來自西北的黃胄異軍突起，以自由野獷之美，預示了水墨人物畫萌動的生機。他們的藝術實驗，是中國水墨人物畫復興的序曲。浙江美術學院的青年畫家李震堅、周昌谷、方增先、顧生岳、宋忠元等人，在汲取歐洲寫實造型手段的基礎上，深入生活，回歸傳統，創作出既具時代風貌，又有本土文化品格的作品，展開了中國繪畫史人物畫創作的新篇章。

       “浙派人物畫”的出現，是現代文化環境中復興中國藝術的成功例證。它的成功是恰當處理現實、傳統和借鑒外來文化三個基本因素的結果。在回顧“浙派人物畫”的時候，過分強調其中的某一方面的因素，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利於中國人物畫的進一步發展。

       方增先和他的同學李震堅、周昌谷、顧生岳、宋忠元等人，都具有俊逸瀟灑的“浙派”氣質，但在具體的藝術取向和創作成就方面各有長短。在這一批畫家中，方增先的優勢在於對形式因素的綜合和藝術境界的持續提升。在發揮筆勢、墨韻的表現性和追求形象的精神性方面，方增先接近於理想的平衡。

       方增先前期作品（如《粒粒皆辛苦》、《説紅書》等）以簡潔清晰的主題把握和個性化的形象塑造見長。20世紀70年代以後，他在研究本土繪畫遺産和現代藝術走向的基礎上，拓展了水墨人物畫的繪畫性。從1975年的《艷陽天》插圖到1977年的《北京姑娘》，可以看到他在繪畫形式處理方面的變化。需要提出的是20世紀中國寫實水墨人物畫創作，往往集中追求對事件和人物的解説（美術界經常提到連環畫創作對水墨人物畫的影響，其核心也正是以政策或事件的説明代替了繪畫形式、藝術意境的創造），而方增先在70年代以後的重要成就，恰在於尋求個性化的形式處理方式，插圖性（説明性）的淡化和繪畫性的提升是他這一階段創作的成功標誌。80年代的《草原黎明》和《母親》等作，是他在繪畫形式探索上的代表性成果。到90年代，方增先著意于水墨形式渲染特殊感情氛圍，對水墨材質的運用和形式處理的考慮，進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境界。

       方增先畫展展出的人物畫近作，傳達了一個重要的信息——當代水墨人物畫已經開闢了獨有的繪畫性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