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從事中國畫創作的藝術家們，在困難的歷史、文化環境中，為繼承和弘揚民族繪畫遺産，適應新時代的需要，奮力拼搏，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山水、花鳥、人物各個領域，均有突破性的拓展，其中尤以人物畫的創新曆程最為曲折、艱巨，果實也最為豐碩。這是因為明清時期人物畫一蹶不振，直到清末民初任伯年力挽狂瀾才出現生機。後經徐悲鴻、蔣兆和等人倡導中西結合，引進西畫造型，提倡寫生，創建新體，打開了新局面。但是，如何使中國畫人物畫接續民族傳統本源，發揮筆墨語言特別是線條造型的魅力，呈現出鮮明的民族氣派，是當代藝術家們面臨的迫切課題。南北藝術家們都在苦苦探索，從不同的側面試圖有所突破。其中，崛起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浙派人物畫家們的努力尤為引人注目。他們基於面向現實生活的藝術理念，在中西融合大潮的推動下，吸收西畫素描造型結構，運用傳統寫意花鳥畫的筆墨，使兩者有機結合，創造了既富有時代感和革新精神，又具有豐富筆墨技巧和情趣的人物形象，在全國畫界産生重要影響，推動人物畫朝著更加關注承繼傳統精神和技巧的方向，邁開堅實的步伐。

       在浙派人物畫創建和發展的過程中，方增先發揮了重要作用，他不僅創作成就突出，而且個人的藝術歷程跨度最長，思考和探索的問題也最多、最深入。回顧和總結方增先幾十年的藝術道路，對我們深入認識和理解現代中國畫已取得的成果和目前存在的問題，進而思考和研究中國畫人物畫未來的發展方向，十分有益。

       方增先1931年出生在物産豐饒、有人文傳統的浙江浦陽江畔的農家。自幼受曾是小學老師、愛讀書的父親與愛繪事的母親的熏陶，也受鄉間文藝活動的影響，鍾情詩文、丹青。由於歷史機遇，他在1949年考入浙江杭州國立藝專進入繪畫係學習。1953年畢業後轉入本院研究生班學習油畫一年，之後分配到新創辦的彩墨畫係任教。

       可以想像，解放初期人們高漲的革命熱情和濃厚的學習氛圍，對來自農村、渴望求知的方增先是何等的新鮮，又是何等的有吸引力。他大口地吸吮著這裡的新鮮空氣，熱情地投入學校組織的師生深入生活的活動，努力學習以素描造型為基礎的繪畫技能。像當時我國所有美術學院一樣，杭州國立藝專(後改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的教學是中西融合性的，基本理念是用西畫的造型改造或改良中國畫。筆墨造型的國畫沒有從一般性的繪畫科目中獨立出來，主流觀念是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認為只要掌握了素描造型的功力，便能從事一切繪畫創作。當有識之士以反潮流的精神主張自成體系的傳統中國畫需要按自身的規律傳承和發揚時，中國畫學科才開始獲得獨立的地位，但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而中國畫要真正紮根于傳統，發揮它應有的藝術品質和魅力，並具有時代特色，更有漫長的探索之路要走。原來學習油畫的方增先，正是在這個艱難的變革過程中走上中國畫創作之路的。他從朦朧的狀態起步，逐漸走向自覺。那時，學院裏的三種藝術觀念在影響著他的追求：延安革命現實主義的文藝路線、林風眠力倡的結合中西、帶有表現主義色彩的藝術主張、潘天壽堅守文人畫傳統與西畫拉開距離的思想。而臨駕於這三種藝術主張之上的，是大家繁榮中國美術的強烈願望與理想。初出茅廬、沒有城府之見的方增先，得益於學院內各學派老師的教誨與引導，在確立以生活為源泉、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表現工農兵形象方向的同時，開始重視中國畫特有的表現語言。他在掌握了堅實的素描造型功力之後，有機會到敦煌等地對古代繪畫遺産進行臨摹與考察，更得益於在上海拜師著名花鳥畫家王個簃和其他諸名家的熱心指導。從此，他更認真地注意提高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全面修養，勤奮地練習書法、研究古代詩詞，努力提高筆墨功力，並學習任伯年的人物畫技巧，開始探討中國現代人物畫的造型問題。經過刻苦的磨練，使他在畢業後短短的兩年多時間，便創作出中國畫《粒粒皆辛苦》(1955年)而一舉成名，使他堅定地走上了中國人物畫主題創作的道路。1964年《説紅書》的問世，更鮮明地表現出他的藝術追求和確立了他浙派人物畫的領軍位置。

       《粒粒皆辛苦》和《説紅書》的出現絕非偶然，它是在方增先許多寫生人物基礎上深入探索的成果。他的寫生人物從運用明暗法的素描造型轉移到關注形體結構，而對形體結構的理解又有從“認識結構”到“記憶結構”的飛躍。他領悟到，中國畫的造型原理是基於記憶結構，因此形象生動、渾然一體。在此基礎上，他又注意筆法的渾厚，加重造型語言的厚度。他從追求造型的真實生動到講究用筆墨創造富有神韻的形象，可以説是一步一個腳印。值得人們深思的是，《粒粒皆辛苦》中的老農形象並非是某個真實人物的寫生，而是依據作者長期積累的對農民的認識塑造出來的。

       創作于1964年的《説紅書》是一幅有眾多人物的畫作，此畫六易其稿，反復推敲，最後作者雖仍不盡滿意，但發表之後在畫界和觀眾中産生很大反響，不僅被認為是他的代表作，也被視作浙派人物畫風格最成熟的作品。它之所以受到如此評價，不僅因為構思巧妙與人物形象刻畫生動，而且展示出新的“畫法”，是他運用結構素描理念和方法，用筆墨完成的佳作。作者採用了典型的浙派沒骨與線條相結合方法，糅合了各種筆觸，造型、筆墨、色彩，語言簡練而豐富。這幅畫是在中國畫界從注重作品題材、從關心“畫什麼”開始轉向關心“怎麼畫”，以及探討人物畫突破素描造型創建筆墨造型的過程中出現的，是引領中國畫人物畫革新思潮的作品之一。

       《粒粒皆辛苦》和《説紅書》在寫實造型中吸收了傳統文人畫的筆墨技法，較充分地發揮了線的造型作用，賦予形象以神韻和生動感，在徐悲鴻、蔣兆和寫實人物畫的基礎上向民族傳統方向邁出了難得的一步。此時，北方寫實流派的中國畫也在探索新的途徑，早期頗受趙望雲影響的黃胄，深入生活，吸收民族傳統藝術營養，將造型準確、流暢的速寫與筆墨相結合，創造表現現實生活的人物畫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新成果。但因為各自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所處自然環境的差異，南北畫家突破的方面稍有區別。在寫實人物畫中更多關注筆墨的重任，落在了以方增先為代表的浙派人物畫家們身上。這是時代賦予的使命，這是一代人崇高的理想追求和集體無意識巧妙結合的結晶。對此，方增先有精闢的分析。他説：“所有的成績，首先決定於歷史和地域，因為沒有解放後提出寫實人物畫的課題，沒有江南地區文化的積澱，不可能有對中國畫特有的水墨情結。而潘天壽等一大批老師的教導，同事、同行的一起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