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增先先生是我的老師，他是第一代“新浙派”畫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浙派人物畫的旗手。他對於中國人物畫在技法觀念、教學改革上的思考與實踐，為現代中國人物畫開一代新風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方先生在早年求學時代便練就了兩方面堅實的基本功，一是準確生動、刻畫深入的素描造型能力，二是來自於寫意花鳥畫、山水畫的筆墨抒情功夫。其後他又在創作實踐中把二者恰到好處地結合起來，並開創了造型嚴謹而兼富筆墨意趣的個人風格。方先生畫人物時，人物臉上的面的轉折是用筆一撇，這“一撇”是從花鳥畫“勾花點葉”撇葉子的筆法借鑒而來，並經過思考研習的成果。將花卉的筆墨引入人物畫，既有線又有大筆觸，洇化痕跡明顯而且痛快酣暢、水墨淋漓，筆墨韻味十足，充分發揮了宣紙和寫意筆墨的韻致。畫中人物的臉部與衣紋簡潔概括，以墨線為骨，兼得明暗結構，又富有鮮活意趣。這種技法啟迪了吳山明、周思聰、聶鷗等一大批畫家。

       在已經取得的成就面前，方先生並沒有抱定原有的風格一成不變，而是以令人敬佩的勇氣與開拓意識，重新審視中國人物畫的中西結合問題，審視自己的過去，繼續探索，以求創新。80年代中後期，方先生曾經有一段時間對自己學素描持反省以至否定的態度，對中國畫創作與教學中的素描基礎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這種反思源自於方先生自己的創作實踐經驗。他所思考的問題是：素描（包括經過改造的結構素描）作為中國人物畫的造型基礎究竟合適不合適，這樣做的利弊究竟如何?這是方先生在深刻領悟中國畫傳統之後的深層次的反思，在中國畫的現代轉型時期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和參照意義。

       方先生對於素描作為中國人物畫造型基礎的反思，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是繪畫界多年以來對於以中西融合改造中國畫的無數回合的討論中最有深度的思考之一。我曾跟方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要分兩個層面來看：其一，是作為浙派人物畫的總結，不能簡單否定素描。因為畢竟素描教學對於中國畫造型基礎的訓練産生過積極意義，也促生了後面的一系列創作技法、風格的嬗變，在嫻熟形體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了筆墨的韻味。正因為方先生具有紮實的素描基礎，他後來對素描的改造才成為可能。而方先生後來質疑甚至排斥素描，則是源於他心儀中國畫傳統的情結。

       對於一種文化反思，判斷力的敏銳、位置感的選擇與宏觀視角的自覺，常常會直接決定這種反思的力度、層次與後果。在我看來，方增先先生到了晚年對素描産生的種種質疑，是在一個更高更遠的視點上對浙派人物畫，同時也是對自己走過的藝術道路的反思。這不是在浙派人物畫內部的反思，而是更宏觀地看待中國畫全局問題以後的反思。浙派人物畫的成功經驗是把全因素素描改造成結構素描，把明暗降低到最低限度，然後又用傳統寫意花卉的筆墨去表現，力求水墨淋漓的效果，在畫面處理上儘量平面化，儘量留出白背景。這樣的手法既適應當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要求，又符合中國畫的基本框架原則。而方先生質疑的重大意義在於：他後期思考的不再是針對反映現實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層面的目的，而是作為一個中國畫家，怎樣把中國畫畫得更“中國”。也就是説中國畫的特色到底是什麼，怎麼畫才能把中國畫的特色更好地強調出來以跟西方繪畫拉開距離。對這些看似宏大的問題的追問，實際上已經進入到了藝術本體論層面的思索，也是方先生對功能論層面的超越。這是上述問題的第二個層面，即中國畫發展的本體層面、宏觀層面，關係到中西兩大體系內部的本質差異。

       故而，我以為方增先先生後來對於素描作為中國人物畫造型基礎的反思是極有價值的，這種反思的學術價值與思想深度，在數十年來關於中西融合的討論中實不多見，頗為珍貴。這種反思直接引發了我們對中西文化藝術體系之巨大差異性的思索，它觸及到了一個中西方繪畫傳統內在結構的核心難以融合的重要問題。在中西兩大體系的核心處，其內在結構相隔甚遠，對於藝術的功能與性質的理解也十分不同。因此方先生最後觸碰到的、令他輾轉反側的，是一個內部的、難以融合的硬核。而中西融合之路走到最後，都會碰到這個硬核。

       在我看來，方增先先生對於素描的反思，是中國畫中西融合的過程中非常關鍵的問題，是一個在中西融合之路上無法繞開的問題。這個問題應該分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從如何發展中國畫這個宏觀問題出發，以府瞰的視角來反思浙派人物畫;二是從方先生個人藝術道路的角度來看這種反思。

       方先生的反思，對中國畫的宏觀發展非常有價值。方先生近幾年來多次提出中國畫必須要強調自己的特色，這就是宏觀角度思考中國畫走向的問題，一個在中國人物畫改革道路上走了五十年非常有經驗的畫家提出的非常有見解的觀點。只有對西方藝術與中國傳統有了深刻理解，才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尖銳性，只有觸碰到了這個硬核、感受到某種輾轉反側的痛苦，才會産生這種反思，並回答了這個問題。

       那麼，這個硬核究竟是什麼?我曾在《中西傳統繪畫的心理差異》一文中，將兩大傳統體系核心結構的不同歸納為“具細表象”和“概略表象”的差異，是兩種不同的創作心理過程，從心理學角度看，二者難以互相兼容。而體系的開放性與封閉性，以及不同體系互相融合的可能性等問題，也是我多年以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如果從方先生的個人角度來討論這種反思，我倒覺得方先生沒有必要去否定自己走過的路。每一個時代的藝術家都只能面對當時任務，方先生的時代任務已經完成得十分出色，而作為一個成功的探索者來考慮中國畫將來如何發展，則已經是另一種宏觀的思索了。這是方先生晚年進入的一個新的思考和探索階段，是對以往階段的超越。

       近些年來對浙派人物畫和中國畫中西融合問題的討論並不鮮見，但很多觀點與判斷依然僅僅停留在籠統的感覺層面，缺少學術研究的深度和意義。顯然，僅僅得出“浙派人物畫是中西融合的産物”、“中國畫需要引西潤中，跟上時代”的結論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今天對於中國畫中西融合問題的思考與討論，至少應當接續方增先先生現在所思考的層面，契合這種學術性反思的問題意識本身所具有的思想深度。否則，這種思考與討論就深入不下去。那只能説明我們作為後來人，連前人的成果在哪都沒有看明白。

       強調中國畫要加強自己的特色，是方增先先生多年以來立足於中國畫自身發展的深層次思考。我非常欽佩方先生能將這一宏觀思考繼續下去，並進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張和見解，同時，也在此衷心祝願他的藝術之路常駐常新。

       2006年9月13日（作者：潘公凱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