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説搞藝術的人如果真能得道，往往“耐得寂寞”，“耐得寂寞”這四個字每個人理解都不一樣，或許要能夠讀懂劉振夏，就能夠理解其中的真正涵義。今天，一個藝術家最大的挑戰是市場的浮躁，人們對一個畫家作品價格的關注往往超過了作品本身，因此，用在炒作和包裝上的時間遠遠超過了呆在畫室的時間，而藝術別具一格的魅力和價值恰恰是無法用金錢的數字來衡量的。我們不必把商品化看作是藝術敵人，但藝術家只把獲利當作追求的目標，無疑會讓“藝術法則”屈從於“商業法則”。和這種常態相反，一個出眾的人物畫家獨自在畫室裏呆了三十年，劉振夏像一個入定的修行者，一切妖魔都無法干擾。這種追求藝術正果的“定力”不僅僅是毅力，還需有堅定的信念和十分的自信。

       我最初見到劉振夏是1978年去太湖寫生，途經蘇州國畫院，畫院墻壁上挂了幾幅山水、花鳥，還有人物，都畫得不錯，其中有一幅人物畫給我很深的印象，非常吸引人，我立即禁不住誇讚起來，於是畫院的人就去找他，到了快離開的時候，才見到他。當時正值浙江美院國畫係開始招研究生，我就想起了他，希望他能來浙江美院考研究生。他很高興地答應，表示一定會來。可是過了兩個月了，報考時限將過，卻一直沒有他的身影，我很著急，他家裏又沒有電話，我只好打到蘇州國畫院請人找他，結果説他前幾天已經下鄉去了，具體去了哪也説不清，而且也沒有留地址。我又托了幾個蘇州的朋友，希望能找到他，可是最終也沒有結果。對此我非常惋惜，擔心就此會失去一位優秀的畫家。三年後，他在蘇州辦了一個畫展，深得好評，我寫了一篇文章，認為他的畫一是人物生動；二是造型能力強；三是水墨技法表現力好，其中還有這樣的評論：“如果説，劉振夏的造型能力比之古人要高明而不算稀奇，那麼，比之現代畫家的優秀者，他是堪稱優秀者的。”又隔了兩年，他應上海中國畫院的邀請辦展，成為畫壇和媒體關注的人物。

       後來，我由於工作調動，輾轉來到上海，他經常來看我，但是很少再看見他的作品了。僅聽他説希望再畫得好一點。時間一久，很多人以為他不畫畫了，一直到最近，他帶了一疊人物畫的印刷品到我家來。這是他又經過二十多年的磨練積累的部分人物畫作品。從筆墨和畫面的效果看，感覺他確實沒有停下來過他的畫筆，因為這和以前我看到的畫大不一樣，從用筆到對人物的神態的挖掘，都讓我清晰地理解到他如此“耐得寂寞”的意義了。

       寫實水墨人物畫是二十世紀中國畫全新的品種，是將西方素描融化到中國畫筆墨裏去，有獨到趣味的一種新畫法，它要求有很強的造型能力，因為飽蘸墨汁的毛筆在宣紙上是容不得去猶豫和修改的，每下一筆時，質感、體積、透視，虛實和節奏必須一次就表達準確，而不是像素描和油畫那樣可以不斷地修正。中國畫筆墨語言的特點是自然而不造作，它能通過隨意的揮灑來啟發詩的境界和情感。這就像是在駕馭一匹狂奔的千里馬，若它不狂奔，則失其本真，若它不被駕馭，則不能馳騁。可這又談何容易呢？優秀的人物畫家不僅僅具有文人畫家那樣“隨筆生發趣味，書寫胸中逸氣”的能力，而要在看似隨意而又酣暢的筆墨中，把握嚴格的布白和複雜的形體，體現畫面完美節奏和傳神達意的效果。那就必須在長期刻苦練習當中才能慢慢達到。這就是“功夫”，中國人講“功夫”就是既準又狠，下筆到位。我從劉振夏的畫裏看到在深入嚴謹的結構下，外松而內緊，一氣呵成，達到下筆如有神助的境界。

      古人畫肖像，正如評價顧愷之那樣“頰上加三毫，覺神彩殊勝”，也就是説在面頰上加三筆，神采就會強烈的煥發出來。這三筆的細節是特徵，所以説抓特徵在人物畫裏是非常重要的。現代的畫作同顧愷之的時代不同了，它對傳神有更高要求，首先要求有強烈的形體和準確的結構，其次衣帽，道具等要有相互的關係和相應的質感。這些沒有突出的素描、速寫和默寫的能力是無法做到的，劉振夏早年在蘇州工藝美專學習，練就了非常紮實的基本功。又把素描功夫轉化成水墨語言，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水墨風格。他的“形象感”非常好，有很強的個性特徵描寫，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會有很強的形象特質，有些作品，在觀看後即使隔了很長時間，閉起眼回憶時仍會印象深刻而宛若活現于眼前，這也許就是宋人所謂的“妙于生意而不失真”吧。

       從我最初認識劉振夏到現在已經三十幾年了，當初意氣風發的有志青年，現在已經兩鬢如霜，年近古稀了，而我自己更是已經快到耄耋之年。三十幾年的埋頭苦幹，人不知而不慍，平靜地生活在自己的藝術世界裏，可以説他是將一生的精力都用在了畫畫上，這是很了不起的。他對自己手中藝術的要求非常嚴格、精益求精，至於社會對他有什麼評價，他是有足夠信心的，正因為有信心才耐得住寂寞。我相信大家在看到他的畫冊後，尤其駐足於他的原作前的時候，一定會感受到他藝術中強烈內在力量的衝擊。寧靜而後致遠，時代需要這樣的藝術家，藝術高峰應屬於那些既有才華又全身心投入到藝術中去的人。

       （方增先：上海美術館館長、中國美院教授、著名人物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