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去年10月30日至12月15日有介紹劉振夏作品的五期《美術報》中的15幅作品與徐悲鴻、蔣兆和之後的名家作品一一擺列開來，經過仔細分析、比較，劉振夏的作品無有過者。

       為了走近劉振夏，我請新華書店的朋友從三聯書店調來一本他寫的《情畫未了》，認真研讀之後，不由發出“劉振夏奇人也”的感嘆。在那段動蕩的年代裏，因為他那複雜的家庭背景，十年動亂使他受盡了非人的折磨，人情冷暖，世面高低他都和淚吞下。現在年輕人聽了是故事，我這從那噩夢般的年代走過來的老人為他的遭遇而掩卷落淚，因為我親歷了那段歷史，非常理解劉振夏當時的處境。章焜華在《情畫未了》序言裏寫到：“在這部書裏，畫家坦坦蕩蕩把自己和盤托出。內中有對身世的娓娓講述，有對戀情的深切憶念，有對十年噩夢驚悚再現……有笑有淚，敢愛敢恨，一如他的水墨畫作，在平實中顯激情，在淡雅中求深意。令人捧讀則不忍離手，掩卷則百感交集。”令國人慶倖的是，劉振夏在幾度絕望中頑強地活了下來，才不致使我國在中國水墨人物畫方面少了一位大家。

       現在中國畫，特別是中國人物畫的孕育發展，始於1919年反封反殖民主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康有為、蔡元培、陳獨秀都提出了變法中國畫的主張，認為“近世之畫，衰敗極矣”。這些人是在西歐和東洋留學受到感染回國後提出的主張，但真正落實到實處的當屬徐悲鴻，他對中國畫不僅在理論上提出完善改革的劃時代的主張，並在實踐上把西畫嚴格的造型藝術移植到中國畫中來，解決了千百年來文人畫由“竟尚高簡”而流於空疏，以致遠離現實的弊病。他創作了大量優秀的素描、油畫、中國畫，無可置疑的確立了他在中國現代繪畫與美術教育的奠基人地位，是全才型的中國畫領袖人物。 

       蔣兆和是徐悲鴻提倡“寫實主義”藝術精神的積極響應者，1942——1943年他在北平完成了巨幅長卷《流民圖》，反映了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畫面人物與真人等身，形象刻畫深刻，氣勢壯闊，憾人心魄，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人物畫的走向，他配合徐悲鴻在改革中國畫的教學上做出了很大貢獻。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後，中央美院中國畫係在教學上逐漸形成了以素描造型為基礎、以筆墨為工具、一時蔚然成風，並影響到全國各大美術院校。半個世紀以來造就了李斛、李震堅、楊之光、周昌谷、黃胄、方增先、劉文西、姚有多、周思聰、吳山明、李伯安等一批在全國極具影響力的水墨人物畫家，他們用作品奠定了自己在中國水墨人物畫中所應有的地位，象黃胄的《洪荒風雪》、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劉文西的《祖孫四代》、周思聰的《人民和總理》等作品必將載入史冊。

       關於中國人物畫，古人造出了“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形神兼備”等讚美寫實作品的詞彙，這是中國人獨有的審美意識，當我們一旦看到西方的寫實主義作品，便會懷疑這些詞彙的可靠性，任你讀遍歷代名家人物畫，也難尋到“傳神阿堵”之中的神情，從顧愷之到任伯年都沒有完成這一任務。

       話説回來，中國水墨人物畫有其自身的面貌與特點，如果中國水墨人物畫一旦達到幾可亂真的地步，那便喪失了中國水墨人物繪畫精神要義，真正能打動人的藝術，不是那些純寫實和抽象的東西，而是二者不同程度的結合所産生的作品，中國水墨人物畫恰恰注意到了這一點。

       中國水墨人物畫發展到“文革”期間，便走進“框框”裏去了，雖偶有好作品出現，如《説紅書》、《礦山新兵》等，但總覺得被套在一個框子裏。改革開放之後，世界一下子變小，畫家的目光開始遠射，多元體的繪畫形式應運而生，總而言之大繁榮帶來了大混亂，五花八門的怪詞彙、怪綽號不絕於耳，帶有“王”字的大旗此起彼伏，看似逐鹿中原，實則有槍就是草頭王。不管顏面、不顧地位、更無自尊的你剛唱罷我登場。“國畫大師”、“著名畫家”、“國家一級美術師”的桂冠滿天飛，他們拉攏關係、收買輿論，連欺世盜名之輩也博了個名利雙收。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時代物欲大於精神、自我高於英雄、實惠多於信仰、經濟價值錯位、倫理道德淪喪，應該説是社會整體精神的失落。

       中國水墨人物畫經過“新潮美術”的起落，“新文人畫”（恕我直言：新文人畫這種叫法本來就是錯誤的，什麼新文人舊文人，試想再過多少年，新文人畫應當怎麼稱呼？）的興衰，商品美術的消長等，體味了個中滋味。有一部分人在新世紀到來之後，反思了中國畫的方向問題，重新走入正規。

       但就目前的中國水墨人物畫創作狀況來看，能沉下心來觀察生活、思考社會的作品不多。人物畫是完全以人為表現對象的，人物畫寄託了畫家對人的思考，對社會的思考，體現人在社會上的生活和精神的存在，人物畫與時代有著直接的密切關係，它反映了作者所處的時代及被描寫的對象的精神面貌和風土人情，也反映了畫家自身對所處社會的觀察和思考，使讀者看畫便能觸摸到社會的脈搏及觀察到時代的特點，並使讀者讀懂其被刻畫人物的閱歷、思想及至行為，讓人物的內心世界表露無遺，這是人物畫作者所肩負的歷史使命。

       目前，我國水墨人物畫創作雷同現象十分嚴重，（當然也包括山水畫、花鳥畫）就以“五.一二”汶川大地震為例，許多畫家都飽含激情奮筆直書，然好作品實在不多，眾多作品幾乎都是圖解式的，其震撼力沒有超過攝影作品，與三十多年前唐山大地震周思聰創作的《人民和總理》真有天壤之別。這是整個團隊失敗的悲哀。

       現時的中國水墨人物畫，確切的講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人體被逐漸“物化”，將人體任意肢解、任意抽象、任意醜化，並有部分人將污衊了自己民族的形象推到國外去，與一些反華政客遙想互應，這與昔日帝國主義侵華時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無甚區別。還有一部分畫家，基本功不夠紮實，為了走捷徑，便選入了最新銳人物畫家的方陣，這一方陣所引導的水墨人物畫已偏離了寫實的價值判斷體系。他們沒有正確的道路，沒有正確的方法，沒有堅韌的毅力，缺乏對時代和思潮的理解，缺乏對自身的認識，朝三暮四、淺嘗輒止、人云亦云、急功近利、急於求成，正是“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想欺騙別人，最後欺騙了自己。連所謂的一些大名頭及各協會的部分負責人也都瞄準了“孔方兄”，使自己原本還看得過去的作品已逐步趨於商品畫。

       現在的中國畫，特別是水墨人物畫，小巧、細膩、陰柔是一種普遍現象，大氣、粗獷、陽剛之氣的繪畫少之又少，在表現形式上缺乏獨創性，更缺少文化底蘊。難道黃鍾大呂時代的藝術就此結束了？ 

       以上列舉的這些問題劉振夏的作品給予了很好的回答。他用一種健康的人生態度把畫中人物真實生活的環境中的原本個性、氣質及精神面貌呈獻給我們，使我們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對作者不由肅然起敬。劉振夏的畫，很容易使讀者進入角色，讀者的心靈被抓住，隨著他那抑、揚、頓、挫的筆墨，感情亦跟著跌宕起伏。

       劉振夏筆下的人物，無論是西藏的、陜北的、江南的都極富地域特點，《陜北牧人》的憨厚；《碧水漁歌》的清新；《山裏哨吶手》的激昂；《伏虎尊者講經圖》的莊嚴；《草聖張旭》的激情，以及那勾人心魄的《街頭蛇舞》等，令人過目不忘。

       縱觀劉振夏的繪畫，真象在人喊馬嘶那紛亂的古戰場上，突然衝進一位俠客，寶劍起處眾將紛紛落馬，令人為之驚愕，為之振奮！他在那混亂的局面之中顯得是那樣從容不迫，那樣高大突出。

       劉振夏作畫下筆穩 、準、狠，有迅速果敢的力度，有噴涌而出的激情，豪放中奇崛盡現，蒼辣平和之氣撲面而來。他的畫如此出類拔萃，除了自身天賦之外，也是他“立馬橫刀”過“五關”一路走來的結果，哪五關？人物造型關、筆墨歷練關、文化修養關、綜合協調關，三十年來，他的畫不買、不送、不展、不發表這便是最後一關：耐得寂寞。這種大隱隱于市的“禪定”，鑄就了劉振夏精神！

       中國在水墨花鳥畫、山水畫方面領軍人物是早有定論，象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等人。而在水墨人物畫方面卻顯得朦朧，現在走出了個劉振夏，水墨人物畫的腰桿硬了許多，就中國水墨人物畫來講，劉振夏是旗手，是領軍人物當之無愧。話説回來，美術上的完人是沒有的，中國水墨人物畫家吸收了西畫的造型手段，往往疏于對書法的研究，較之花鳥、山水畫家，是遜一籌的。劉振夏的書法可謂很好，但如果早期他便開始在這方面再注意一點，再加強一些，在線的結實程度和交待上可能比現在還要好。

       美術界每當出現一個大師，他在某些方面的技能是後人無法逾越的，象徐悲鴻的馬、齊白石的蝦、黃賓虹的山水、潘天壽的構圖等。我深信，劉振夏的水墨人物畫也必將是一座里程碑，前無古人，後無繼者。         

       （趙殿玉：國家一級美術師、山東省美術家協會理事）

2011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