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50年代之後，中國畫界開始形成融貫中西、面向時代的社會性高潮，並被整個繪畫界引為一種時代性的使命。江浙一帶的人物畫崛起便從“新浙派人物畫”開始。“新浙派人物畫”解決了現代人物畫創作中的一系列重要的問題：古典傳統與西方藝術關係，素描基本功與中國筆墨的理解，人物造型的平面性、虛擬性、主觀性、結構性的自覺把握，筆墨的民族傳統與造型的關係等。“新浙派人物畫”在20世紀的中國畫壇有著獨佔先機的優勢。方增先，一位“新浙派人物畫”的奠基人和推動者。一位被中國人物畫變革的歷史潮流推向前臺的人，並將這種藝術變革的使命引為一生的奮鬥目標，是新中國人物畫變革和發展的傑出代表。

       方增先人物畫創作的基礎是從“線性結構素描”開始的。這是他在學院裏學習明暗五調子素描法、分面法、結構學得來的，進而到線的結構法以及線的團塊整體表現。在思索如何豐富人物畫的筆墨問題上，以現代的筆墨語言來表現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便成了方增先創作的重要課題。他別具匠心地將任伯年的靈秀灑脫與吳昌碩的沉厚凝重交織在一起，組成筆墨表現的生動方式，實現了潘天壽提出的中國畫必須以線為主的觀點在現代人物畫教學中的具體落實，在推崇以明暗為主體的西方傳統素描法外的另辟蹊徑之舉，成功解決了當時中國人物畫創作革新的現實需要。

       方增先是一個堅持現實主義的畫家。

       他不務虛華，崇尚質樸，並不一味羨慕文人畫中的高雅與諧趣，更樂於深入體會生活。1964年，方增先創作了充滿時代氣息的農村生活題材的《説紅書》，敏銳地攝取了生活的生動瞬間，展示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氣質。那震撼當時畫壇的《粒粒皆辛苦》，則更是以非凡的技法，紮實的造型功底，靈動的筆墨，極妙地捕捉了人物的神情，展現出勞動者獨有的精神風貌。在方增先筆下，勞動者的生活質樸歸真，沒有珠光寶氣的粉飾，少有濃粧艷抹的矯揉，顯示了勞動者原有的本色和傳神得意的藝術美感。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世界藝術思潮紛紛涌入，表現主義的繪畫手法深深地吸引了他，方增先開始醞釀新的探索。1983年，方增先去了青海藏族地區之後，他被當地藏民的生活所深深感動，如何將一種沉厚、粗獷和磐石般的藏民身軀移入筆墨的表現之中的問題不斷在他腦中思索著，“積墨法”帶著高原的氣息呼之而出。“積墨”所産生的斑斑駁駁的肌理效果，給人感覺凝重而沉鬱，帶有歲月的滄桑和苦澀之味。從鄉村走出來的畫家方增先認為，這恰好可以表現自己內心一直所敬重的對象——那些質樸的農民和牧民們，他們是歷史與生活的創造者。在他創作的《絨帽老人》、《閒看行路人》、《家鄉板凳龍》等作品中，“積墨法”顯然得到了非常成熟的運用。近年來，“積墨法”已成為方增先人物畫創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觀方增先近作，無論繪畫的題材，還是內容與表現手法看來，他在創作上已進入了相當自由的境地。作品的題材仍是反映現實的牧民或鄉民以及生活中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其構圖的平淡與奇崛，氣韻的生趣與沉滯，墨色的濃淡、線條的繁簡、工與寫的比重，都有不同的側重，由此他筆下的水墨人物亦呈現出生動而豐富多變的神韻與氣質。

       方增先作為當代中國人物畫變革追索達50年的始終不渝者，他50年不平凡的藝術生命裏，催生了無數個鮮活而獨有的生命，這些生命與筆墨交織在一起縱貫了50多年，昭示著一個時代的特色和風采，展現出一個民族的使命和希望。

       方增先已成為浙派人物畫當之無愧的先驅者。（作者：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