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作為一個“最好的四星營長”，史迪威對於訓練這支部隊，還是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的，而且他對於當時中國軍隊提出的不少指責，對於中國高層軍官的腐敗作風提出的不滿，也基本上都是事實。然而這是中國的社會形態所造成，事實上當時所提出的社會問題，即便到了今日也依然如故，如果要改變這一切，需要對於整個社會進行逐步的改變，絕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

不管如何，在史迪威的主導下，駐印軍依靠豐富的給養，嚴格而科學的訓練，同時廣大官兵也由於身在異鄉，因而有著一種共同的“打回祖國去”的願望，因而其戰鬥力得到了飛速的提高。

政治將軍

雖然史迪威擁有“戈登情節”，並努力實現其夢想，但是他卻恰恰缺少戈登的魅力，當年李鴻章便曾認為戈登的言談舉止比他所慣的那些傲慢自大、令人生厭西洋人強過百倍，這恰恰正是史迪威最為欠缺的。史迪威性格孤傲，近乎偏執的嫉惡如仇，而且還帶有根深蒂固的成見。由於在緬甸的失敗，以及完全掌控中國軍隊的夢想無法實現，他愈發仇視蔣中正的為人與一切的作為，並將其鄙稱為“花生米”；對於英國人，他也始終懷有敵意，因此根本無法與英國的東南亞戰區最高指揮官蒙巴頓等英國將領相處；即便對於美國人，他不但與陳納德勢同水火，還就總統羅斯福的殘疾，冠之以“橡皮腿”的雅號。擁有這樣一種性格的人，如果要主持一個由多方參加的大聯盟，其結果可想而知。

而更為麻煩的，是史迪威在華十餘年，對於中國軍閥的內部爭權奪利的一套，卻被他所諳熟。他的身邊還有諸如戴維斯、謝偉思等美國駐華大使館中的政客為幕僚，而那些幕僚們又背景複雜，與多股勢力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史迪威更作為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的代理人，完全控制了美援的分配大權。因此，他在緬甸扮演的是“四星營長”，而在緬甸以外，他所扮演的更是一名政治將軍的角色。

由於史迪威用美國軍官完全充當營長以上指揮官的企圖沒有得逞，此後其多次希望擴大他對中國軍隊實權的提議也都被蔣中正所否定，因此蔣中正成了他擁有所有中國軍隊控制權的最大障礙。這樣史迪威此後更多的便是積極經營、擴大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首先，通過戴維斯、謝偉思等不斷地開始對美國政府散佈“中國政權即將垮臺”企圖通過這個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而他掌握的美援支配權，更是成了他政治攻勢的王牌。他動輒以凍結美援為要挾，還以分配美援物資的優先順序，作為自己在中國內部拉幫結派的籌碼；他開始從他喜歡的馮玉祥、李宗仁與白崇禧中，物色取代蔣中正，根據他副官多恩準將的回憶，他們甚至還得到過秘密指令，要安排一次暗殺來除掉蔣中正。遺憾的是，當時確實有不少將領與政客，開始設法與史迪威打交道，希望撈取一些美援的好處；更有人開始迎合史迪威，準備推翻蔣中正，夢想做美國所擁立的新政府領袖。至於僅就一些空話，有人便將其奉為“中國人民抗日的忠實朋友”，那也未免太淺薄一些了。

馬前卒

事實上，史迪威充其量不過是一個馬前卒，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為，並非他一介武夫所能駕馭，而是多股勢力博弈的結果。正如梁敬錞先生所言：“史迪威之使命，自係悲劇，然史迪威在此悲劇中，猶非主角，主角乃馬歇爾。因史迪威所執行者，皆馬歇爾之政策也。”美國當時在全世界所採取的總戰略，為“德國優先”，然而美國參戰的直接理由卻是日軍對珍珠港的偷襲。戰爭初期為了向美國國民交待，必須造就打擊日本的姿態，當時中國則是其美國需要拉攏的對象。而一旦太平洋的態勢發生轉變，美國的戰略重心當然會按照其既定路線轉到歐洲，這樣中國獲得的物資比重自然就下降了。而除了美國以外，還有一股勢力介入其中，蘇聯在其國內戰局緊張之時，則希望中國軍隊纏住日軍，以避免其腹背守敵。而到了1943年5月蘇德戰線安定之後，便發出了“採取積極攻擊蔣介石路線”的命令，而他們的勢力也早已滲透到了史迪威的幕僚之內。這些幕僚在此後不斷給美國散佈的流言，反過來又對馬歇爾的政策起到了深刻的影響作用。

身為中國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他同時又擔負著馬歇爾政策代言人的使命，當中美戰略相衝突之際，他這個參謀長當然與最高統帥蔣中正之間的矛盾日趨激化，而史迪威的性格和能力又不足以在這兩個使命中把握得當。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戰區是當時政治利益相當複雜的地區，各方利益犬牙交錯，是遠比其他所有盟國戰區都險惡的地區。即便在法屬北非那樣相對簡單的環境下，政治才能非凡的艾森豪威爾有著美國國務院第一流政治專家羅伯特·墨菲輔佐，尚且會因處置失當而險些造成問題。而史迪威政治能力有限，又一直缺乏強力政治顧問，這樣加速他將事情越搞越糟。

而且史迪威沒有認識到的是，儘管他擁有多項使命，而只有他擔任參謀長的中國戰區爭取任務、爭取資源的工作做好，才是他本人成功的基礎。這一點，同樣擔任次要戰區統帥的蒙巴頓就要成功得多。在這個複雜的形勢下，他又未能理順他各個頭銜的優先次序，狹隘的理解美國利益，堅持美國本位第一。這樣既不利於盟國團結協作，也不利於中國戰區在盟國全球戰略中作用的發揮，間接也犧牲了美國利益。

因而，在蔣中正的多次要求下，羅斯福總統經過權衡，在1944年10月18日下達命令撤換史迪威，由魏德邁接任他的職務。

回眸七十年春秋

剛剛過去的6月29日上午，在重慶的史迪威博物館前，舉行了紀念史迪威來渝七十週年的儀式。回首這七十年前的歲月，史迪威對於中國的抗戰事業確實也作出過“四星營長”級的貢獻，然而作為中國戰區的參謀長，他卻是有辱于使命的。正如接替他職務的魏德邁將軍所回憶，那個成立了接近四年的中國戰區參謀部，只是一個空架構，沒有參謀部的組織與運作、沒有中國戰區的作戰計劃及後勤作業體系，史迪威事實上是丟下了一個危機四伏的爛攤子。魏德邁雖然也是馬歇爾拔擢的將領，但是他卻受命于危難之際，在一個月內就組成了中國戰區的中美聯合參謀部，讓中美的軍事首長能夠在每週舉行的會議中，共同商討軍事與作戰的問題，已取得軍事合作的默契。同時，他取消了不少軍隊調往緬甸的計劃，以此阻遏了日軍的攻勢，使得中國戰區的大局得到了安定。此外，他還了解僅僅靠訓練無法解決中國軍隊當時存在的根本問題，他還從薪俸、供應等制度層面設法建立合理的體系。然而遺憾的是，在盲目宣傳史迪威的同時，對於魏德邁卻未能加以應有的評價。

縱觀各種史料可以發現，史迪威並非是一個被當時媒體吹噓的戰爭英雄，他的軍事才能有限，而且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步兵進攻戰法，對於空軍的認識也嚴重不足。他內心的那種情節使他忘卻了中國已經不是同治年間的晚清，他企圖掌控一支殖民軍式的“洋槍隊”終究是逆天而行的，這種侵害中國主權的行為是不會被任何中國領導人所能接受的，也不是能為任何中國軍人所容忍的。而他對於中國政局的干預，也不過是受著各種勢力的影響與操控。

因此就結果而言，僅在緬甸戰場，史迪威尚稱為中國之戰友；若在整個中國戰場，史迪威實有負於中國；而對於自協助盟邦共同作戰之使命而言，史迪威同樣更有負於美國。而對於史迪威的評價，卻直接影響到了如何評價整個中國抗戰。如果再屈從於“史迪威－白修德模式”的史觀，那也是對於中國抗戰軍民的不公，在七十年之後的今天，我們也有責任抹去史迪威頭上的神聖光環，讓這個光環閃爍在當年為國奮鬥犧牲的千百萬中國軍民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