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美國向中國提供了價額達數億美元的租借援助，這無疑是構成抗戰時期中美租借關係的重要方面，但還不是這種關係的全部。在客觀、全面地評價美國對華租借的時候，還必須研究中美租借關係的另一方面，即中國向美國提供的回惠租借(41)。

在《租借法案》産生的過程中，美國便已經考慮到租借受援國對美國的“回報”問題。根據1940年9月2日美國和英國達成的協議，美國向英國提供50艘舊軍艦，英國則把紐芬蘭、百慕大群島、巴哈馬群島等8處海空軍基地借給美國，期限99年(42)。1941年3月11日通過的《租借法案》第三條第二款則規定：接受租借援助的外國政府“給予美國的利益可以用實物或財産支付或償還，或者給予其他總統認為滿意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43)。當然，這一條款對於租借受援國尚無直接約束力；加入這一條款，可以使《租借法案》較少受到來自孤立主義的指責，從而較易在國會通過。但該條款畢竟有美國應得到某種補償的含義。

1942年1月1日，美、英、蘇、中等26國政府的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了《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內稱：“每一政府保證運用其軍事與經濟之全部資源，以對抗與之處於戰爭狀態之‘三國同盟’成員國及其附從國家”；“每一政府保證與本宣言簽字國政府合作，並不與敵國締結單獨之停戰協定或和約”；“凡正在或行將提供物質援助與貢獻以參加戰勝希特勒主義的鬥爭之其他國家，均得加入上述宣言。”(44)這一宣言標誌著“互助”已成為盟國間的共同原則，美國也是用互助原則來標榜其分別與有關國家簽訂的租借協定（亦稱租借主體協定），並進而確立回惠租借援助關係的。

中美租借協定是在1942年6月2日簽訂的，其全稱為《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它晚于美英租借協定（1942年2月23日），略早于美蘇租借協定（1942年6月11日）。至遲在該年3月初，美國政府便考慮依據美英租借協定的主要原則，同中國訂立租借協定。4月初，美國國務院有關部門已擬就中美租借協定草案。草案在序文部分加入了美英租借協定所沒有的如下一段話：“美國及中國政府為1942年1月1日聯合國宣言之簽字者，以是而承受1941年8月14日美國大總統暨英國首相所為之聯合宣言，即大西洋憲章所包含之宗旨及原則之共同綱領。”美方一度認為，中國並非大西洋國家，可能會對這段文字持異議。但美方最為擔心的是，中美租借協定草案第7條裏搬入了美英租借協定中關於戰後應“取消國際貿易間一切歧視待遇、減低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等條文，對此中方會加以反對。曾經訪問過重慶並即將再度赴華的居裏便認為，中國在戰後將大力發展工業，屆時可能會用進口關稅作為保護其民族工業的手段(45)。經反復磋商後，美方打算在中方就減低關稅問題提出不同意見時，説服中方在簽署租借協定同時，以換文的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並且擬就了換文的文字：“本協定各條款同於美國與其他聯合國家間訂立之協定。本協定第七條提到了減低關稅，雙方理解到，中國關稅總的來説屬於偏低，故而並不期待普遍減低中國關稅，且某種提高是適宜的。誠如協定第七條所指出的，上述事項有待於進一步磋商和達成協定，通過擴大兩國之間以及兩國與其他國家之間貿易的方法，增進各國國內的生産和就業。”(46)很顯然，在美方看來，中美租借協定是要中方做出某些讓步和回報的，因而美方必須對中方的不同意見有所準備。

但是，當時中方急於同美國簽訂租借協定，因為這不僅將加強中國獲得美國租借援助的合法性，而且有助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1942年5月27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華盛頓向已擔任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宋子文面交了中美租借協定草案。當日，宋子文便把草案全文電告蔣介石，稱“約文除前文內提及之約章外，其餘條款均與英、美二月廿三日所訂協定相同”，“我方應予同意”。蔣介石收到宋的電報後，即批示“照辦”(47)。6月1日，中國駐美大使館參讚劉鍇用電話告訴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漢密爾頓(Max-wellM.Hamilton)，稱蔣介石已授權宋子文以外交部長的身份簽署中美租借協定，宋子文建議翌日便舉行簽字儀式。當時，美方對中方未就租借協定草案提出任何修改意見，頗感意外(480。

1942年6月2日，宋子文與赫爾在華盛頓正式簽署了中美租借協定。協定第一條規定：“美國政府將繼續以美國大總統准予轉移或供給之防衛用品、防衛兵力以及防衛情報，供給中國政府。”這就以雙邊協定的形式，肯定了一年前美國單方面宣佈的對華提供租借援助的義務，加強了中國獲得租借援助的權利。協定第五條宣稱：“此次緊急狀態終了時，中國政府當以未曾毀壞、遺失或消耗，及美國大總統決定為對於美國或西半球之防衛，或對美國其他方面為有用之用品，返還美國。”這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消耗了的租借物資是不必、也無法歸還的。另外，該協定第二條載明：“中國政府將繼續協助美國之國防及其加強，並以其所能供給之用品、兵力或情報供給之。”這就正式規定了中國向美國提供回惠租借的義務。與這項義務相關，該協定第六條指出：“在最後決定中華民國政府給與美國之利益之時，對於1941年3月11日後中華民國政府所供給及經大總統代表美國接受之一切財産、兵力、情報便利或其他利益或事項，應加以充分之考慮”；第七條又規定：在關於中國政府為酬報美國租借援助而給與之利益之最後規定中，“應包括載有美國及中華民國同意之行動，並公開使其他具有相同志願之國家參加，藉國際的及國內的適當辦法，以增加為全世界人類自由幸福物質基礎之物品之生産、使用、交換與消費，並取消國際貿易間一切歧視待遇、減低關稅及其他貿易障礙。”(49)根據這些規定，中國的回惠不僅包括戰時、而且將延續到戰後；不僅是軍事物資和相關便利，而且在兩國貿易關繫上接受美方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但是，如同美英租借協定一樣，中美租借協定只是提出了回惠租借的原則，而美國的現實需要必須有較具體的保證。1942年9月3日，美國分別同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政府以及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代表，通過換文的方式，達成了各相關國家將向美國提供回惠租借援助的協議，這些援助包括軍事裝備、軍火、美軍需要的其他各種供應品和勞務（工資和津貼除外）、在各有關國家和地區內為共同戰爭努力而實施之軍事工程建設所需供應品和勞務等(50)。1943年1月30日和6月14日，美國又分別與比利時和荷蘭政府達成了類似的協議。

但是，中美之間關於回惠租借援助協議的交涉，卻歷經波折。

自1942年下半年起，向在華美軍和官方機關提供物資、勞務，修建機場和其他軍事基地，已成為中方重大的經濟負擔。1942年底和1943年初，中美雙方曾非正式地就簽訂回惠租借協議交換看法，以冀解決上述問題。1943年5月15日，美方向中方提交了回惠租借協議換文草案，其中規定，中方應向美方提供四個方面回惠租借援助(51)。5月21日，美方照會中方，把回惠租借援助概括成：(1)向在華美軍和美國機關直接提供物資和勞務；(2)提供中國貨幣，使美國軍隊和機關可用於在中國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獲得物資和勞務，並支付其他用途，美國政府將為此而不時地向中國政府支付美元。該照會並提出，中方提供的第一項援助（物資與勞務）將全部記入租借帳內，第二項援助（中國貨幣）中的一部分，美方將按照中國官方匯率支付美元，另一部分亦將記入租借帳內(52)。

對於美方提出的方案，國民政府外交部、財政部、行政院乃至蔣介石本人，都認為“尚無不合”、“大致可行”，併為中美回惠租借協議生效後的一系列技術性和財務性要求，做了必要的準備(53)。但是，由於1美元合20元法幣的官方匯率已與法幣低下的實際匯率相差數倍(54)，在是否承認中國官方匯率的問題上，美方內部（主要是陸軍部、財政部和國務院）意見也不盡相同，與中方交涉調整匯率也沒有進展，因而拖延了中美回惠租借協議的正式達成。到1944年1月，蔣介石把美國對華提供10億美元的新借款，作為中國提供回惠租借（包括支付修建飛機場等開支、供給美軍食物、運輸美國軍用品等費用）的前提條件；否則在華美軍的一切開支應由美方自行負擔，而且中方不變更1美元合20元法幣的官方匯率(55)。美國政府拒絕了中方的10億美元借款。這就給中美回惠租借協議的達成蒙上陰影。在此後的談判交涉中，中方始終不同意調整匯率，只同意每1美元額外補助美方若干元法幣，作為對美回惠租借(56)。1945年6月，美國政府決定不再考慮同中方達成回惠租借協議。

應當指出，儘管中美之間未能正式達成回惠租借協議，中國仍然不斷地向在華美軍和機關提供物資和勞務，墊款數額甚巨。當然，在清算墊款時，雙方不無分歧，有關的交涉曠日持久。中美雙方先後於1944年11月、1945年6月、1946年4月商定雙方的墊款額及清償額。自1941年7月至1945年9月，中方對美墊款總額為245940380569.60元，美方實際清償147970193982.20元，未清償的97970186587.40元(57)，由中方將其列入回惠租借帳內。這個數額如折合成美元，無論按1944年11月中美雙方初次清算墊款時的折合率(1：118)，還是按清算1945年9月墊款時的折合率(1：921)，都是一筆為數不小的資金。如果按照1943年5月美方主動提出的官方匯率(1：20)，那麼中國向美方提供的回惠租借，更是一種巨大的援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