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對中國國民政府而言，得到租借援助意味著可以解決獲取美國軍事物資的資金支付困難，故而十分重視爭取租借援助的努力。

租借法案通過之後，美國政府規定，各國政府不得直接與美國廠商接洽軍用品訂貨，而必須經過美國政府專管租借事務的機構審批，然後由美方代辦訂購。這一機構最初叫防禦援助彙報處(DivisionofDefenseAidReports)，1941年10月底改設租借物資管理局(Lend-LeaseAdministration)。

為了適應這一情況，國民政府委派宋子文為處理租借事務的全權代表，另由宋子文在美國設立中國國防供應公司(ChinaDefenseSupplies，Inc.)，並從國內專門調派江杓、朱世明等兵工與交通技術專家赴美襄助。原先由行政院軍政部和軍委會航空委員會等機構派往美國採辦軍火裝備的人員，也一併歸屬該公司。中方通常由宋子文代表中國政府提出租借物資申請計劃；待與美方專門機構商定種類和數量後，由國防供應公司向美國各有關方面具體辦理交貨及運輸事宜。中方在租借法案範圍之外購買軍需品，也統由國防供應公司辦理。原由陳光甫主持的世界貿易公司，則專門經辦商業物資的業務。另外，在重慶的蔣介石、孔祥熙也曾向美國大使高斯、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格魯德、盟軍中國戰區參旗長史迪威、美國特使居裏等人，交涉過租借援助問題。

1941年3月31日，宋子文向美方提出下列援助要求：(1)1000架飛機和訓練與技術方面的幫助，以使中國建成現代化的空軍；(2)足以裝備30個師的軍火物資；(3)交通工具和設備器材多種，主要用於包括滇緬鐵路、自印度塞地亞經緬北通往中國的公路的修建和運輸(22)。這是《租借法案》實施之後中國方面首次提出的申請要求。

美方對中方上述各項要求，採取了不同的處理辦法。

首先，于4月28日批准提供價值達4510萬美元的交通器材、設備和其他資料(23)。這反映了美方對改善中國運輸狀況、提高運輸能力較為重視。在此後的一年內，美國對華租借援助均以交通運輸為重點。

其次，同年5月中旬，批准向中方提供價額達4934.1萬美元的軍械彈藥(24)。這大大低於國民政府軍政部轉請宋子文向美方提出的12959.18萬美元的申請總額(25)。

至於宋子文提出的1000架作戰飛機的申請，遇到的困難更大。宋子文起初要求獲得驅逐機700架、轟炸機300架。經與美方初步交涉後，宋意識到不可能全數兌現，旋改為驅逐機350架、轟炸機150架。此後的交涉亦頗多曲折。最後，在居裏的堅持下，至7月中旬，美國陸軍部與海軍部才同意向中方提供飛機435架，其中110架係經英方同意劃自英國定額之內(26)。

在對華租借援助問題上，美國分配給中國的數額往往少於中國的申請額；而實際上向中方交付的物資，又要少於分配定額。經過中方的交涉，1941年7月下旬，美方曾允諾當年交付2.4億美元的軍火，翌年再交付5億美元(27)。至8月15日，宋子文已與美方擬訂了6億美元的租借援華清單，包括2億美元的飛機、1.75億美元的軍械、7600萬美元的卡車等運輸工具，以及其他物料及運費。但是，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1941年中國實際獲得的租借援助約為2600萬美元，僅佔當年美國提供給各國租借援助總額的1.7%；以後幾年中國實際獲得的租借援助數額以及佔美國對外租借援助總額中的比例分別為：1942年，1億美元(1.5%)；1943年，4900萬美元(0.4%)；1944年，5300萬美元(0.4%)；1945年，11.07億美元(8.0%)(28)。

中國實際獲得美國租借援助份額如此之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1941年3月11日到1943年3月2日，美國先後共宣佈47個國家和地區可獲得租借援助。與其他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距離美國最遠；且由於沿海口岸全部被日軍佔領，進口物資必須輾轉經由別國領土，才能運抵中國西南後方地區。美國援華租借物資，最初是先海運至緬甸，再經由滇緬公路運入中國。1940年第四季度滇緬路平均每月貨運量僅4700余噸，經改善路面狀況、增加卡車、加強管理之後，1941年下半年平均每月運貨13000噸(29)。1942年4月緬甸被日軍佔領後，滇緬路完全被切斷，援華租借物資只能轉道印度，利用自印度阿薩姆到中國昆明之間空中通道，這就是飛越海拔15000英尺的喜馬拉雅山“駝峰”的空運。中國航空公司和美國空軍先後加入了“駝峰”租借物資運輸線。中航最初投入運輸機10架，1943年後增至20余架；美方最初僅投入10架運輸機，以後陸續增加，至1943年9月為225架(30)。駝峰航線實際空運量，1942年7月中航為150噸，美方僅85噸；1943年上半年，中航平均每月為722噸，美方為2170噸；1944年上半年，中航平均每月1210噸，美方13000噸。也就是説，直到1944年年中，駝峰空運量才達到滇緬路1941年的實際運量。1944年5月密支那機場被收復後，駝峰空運線的航程得以縮短，當年下半年中航平均每月空運2050噸，美方增至26100噸；1945年中航的月空運量沒有大的變化，但上半年美方空運量達46226噸，7-9月平均每月則為54711噸(31)。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美國有關當局常常以運輸條件困難、援華物資在印度嚴重積壓為由，減少給中國的租借援助份額和起運額。

另一方面，美國有關當局在考慮租借物資分配問題時，存在著“重歐輕華”的傾向，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和爆發後，對歐洲戰場的重視都遠甚于中國戰場。以羅斯福而言，在《租借法案》通過之前，他便表示要把美國新生産的軍需品的半數分配給英國，包括最新式的轟炸機，當時英國希望美方在1941年能向英國交付2.6萬架飛機(32)。而1941年5月羅斯福指示居裏與軍方商議中國提出的軍需品申請時，叮囑居裏不要擅自對中方的要求做出承諾，“這些要求只有在研究我們的軍事問題以及我們自己和英國的需要之後，才能最後決定”(33)。在審核宋子文提出的第一份申請租借援助的方案時美國陸軍部也表示，對華援助不能對美軍和英國的需要造成任何明顯的影響，並且指責中方提出的某些要求“含糊不清”、“不現實”(34)。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美國當局的“重歐輕華”傾向並無改變。1942年年中，居裏便曾私下告知宋子文：美方決策層“大都注重歐戰”，他（居裏）無法挽回(35)。事實上，直到1945年5月初歐洲戰事結束後，中國才被美方列為租借物資的首要受援國。

關於抗戰時期美國對華租借援助的總額，現在可見到的幾種資料和説法有所出入。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美籍顧問楊格根據美國財政部的資料指出，從1941年到1946年美國對華租借援助總額為15.46億美元，其中抗戰結束前為7.78億美元(36)。

美國國務院1947年公佈的租借法案第23期報告書，稱抗戰期間對華租借援助總額為870435000美元(37)。

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其中根據美國財政部截至1948年6月30日止所收到的各有關機構的報告，把抗戰勝利以前的對華租借援助總額確定為845748220.88美元。

中國方面的統計數字則低於美方所公佈的總額。抗日戰爭結束後，行政院駐華盛頓物資供應委員會（前身即中國國防供應公司）曾對戰時運送租借物資船運總帳進行綜合計算。在此基礎上，財政部于1945年底編出了從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30日為止的《中美租借法案物資重量價值綜合報告表》，統計出戰時美國對華租借援助價值總額為597748901.64美元。

1947年，駐美中國物資供應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守競擬具《租借法案結帳事宜備忘錄》，稱至1945年9月1日止的美國對華租借援助總額為686532083.57美元(38)。由於《備忘錄》成文要晚于上述《報告表》，且載明參考了美方起運付款之物資總值通知書，其統計總額相對而言準確性要高一些。

如果把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與中方的《備忘錄》相比較，差額為159216137.31美元。

中美兩國政府的權威性統計數額有如此大的出入，其原因大體上有以下幾項。首先，美方若干物資係由其海外駐軍直接撥交中方，這些物資未經由中國國防供應公司申請起運，但美方仍將其價額計入對華租借帳上。其次，國防供應公司在美申請物資起運後，美方有改為撥充他項用途者，但未從原申請物資帳內登出。再次，租借援助自一開始便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租賃借貸關係，並不計算收取租金和利息。中方主持租借事務的宋子文在1942年7月25日致蔣介石密電中曾談到：“（租借）物料價款及運輸費用，概由美方自理……該項物料之供給，名為租借，實則各國決無歸還之日，是以物料開價各國俱不注意。”(39)1947年王守競在其《備忘錄》也指出：“美方辦理租借物資之機關極多，帳目尤繁，各機關數字亦不一致……且美方對我租借帳目實際上不過視同虛帳，目的只求在美國本身預算科目內有一著落，並無向我結算清償之意。”(40)正因為中美雙方實際上都視租借援助為贈予關係，各自帳目都難免不全、不確之處。

還應指出，上述中方兩次統計數額均出自駐美物資供應委員會保存的租借物資申請起運帳單，因而不可能包括美國國務院白皮書中開列的“各種服務”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