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舊金山《對日和約》的簽署使琉球問題演變成為美日雙邊關係中的沖繩問題，從而確立了戰後美日關係的基本發展框架。通過舊金山媾和，日本保留了對琉球/沖繩諸島的“剩餘主權”，從而為其最終“回歸”日本打下了明確的“法理”基礎。美國在琉球問題上逐步改變其名稱及“去中國化”的做法，徹底抹殺中國與琉球傳統的歷史聯絡，從而實現日本吞併琉球以來從未實現的“國際承認”。正是美國對日本領土條款的相關修訂，使“琉球”這一名稱最終喪失了其原有的政治屬性，從而完全成為了歷史的地理名詞。從此，琉球徹底變成了歷史名詞，其政治意義已完全消失，從而為戰後琉球群島的最終歸日鋪平了道路。

 四、中國與沖繩問題的産生

舊金山和會將新中國政府及台灣當局都拒絕於大門之外，美國則趁機操縱和會將琉球問題變成了沖繩問題。但是，中國政府從未真正公開承認日本吞併琉球的合法性，也沒有宣佈放棄對琉球的固有權利，這也就使琉球問題成為中日之間的懸案。自近代日本吞併琉球之後，中國就與日本進行過數年的交涉，但都沒有達成任何協議。1883年5月，日本井上馨外相表示：“前年宄戶(璣)大使(中日琉球談判的日方代表)雖與貴政府和衷以商，然貴政府付諸罔聞，事已及九分唯欠一分耳。”1887年，總理衙門大臣曾紀澤還明告日本駐華公使鹽田三郎，
中國仍認為琉案尚未了結。既然中日兩國都認定琉球問題尚未最終解決，那就不能斷定琉球群島已為日本獨有。然而，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戰敗，日本割佔台灣使琉球與中國的所有聯絡都被切斷，日本獨佔琉球的局面進一步得到鞏固。

二戰中的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對蔣介石提及琉球群島問題，並數次詢問中國是否要求該群島。蔣稱根據某個國際組織的託管制度，將很願意同美國共同佔領並管理琉球”。然而，會議結束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應當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來攫奪和侵佔的太平洋一切島嶼，應當把日本從中國竊取的一切領土如滿洲、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卻並未列入琉球問題，甚至在隨後的《波茨坦宣言》以及《雅爾塔協定》也沒有相關的提及。因此，雖然這表明日本不可能對琉球擁有主權，但是中國也失去了取得琉球問題的發言權、確認琉球是中國屬國法理權的唯一機會。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內部也沒有就琉球問題達成一份正式文件，加之最高當局又忙於內戰無暇顧及，使得琉球問題被美國一手所操縱。1950年11月，面對美國對日媾和的既成事實，逃到台灣的“國民政府”為取得美國的支持而表示：“查我與琉球，固另具歷史關係，但我從未主張收歸我國版圖，如由美國託管，自足避免分散多方實力，且可吸致美方實力於遠東，對我尚屬利多害少。宜予贊同。”1951年1月，台灣當局就“對日媾和七原則”表示：“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由聯合國託管並由美國行使管理權，中國政府在原則上是可以同意的。”此舉引起愛國人士的抗議，蔣介石不得不在7月16日辯解説：“琉球與台灣，在我國歷史上，地位不同。琉球乃一王國，其地位與朝鮮相等。……我們當時(指開羅會議)認為琉球是我東海的屏藩，軍事重要性較大，我們同意，應由中美兩國經過聯合國之委託程序，實行共管，又以為此非當時緊急之事，故曾表示將來再説。”

然而，由於美英等國在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爭論不休，最終台灣當局及新中國政府都沒有能夠參加舊金山會議。但是，台灣當局對《對日和約》中日本保留琉球“剩餘主權”表示了不滿。但在美國的壓力下，1952年4月，日本和台灣當局簽訂了《日臺條約》，該條約雖然沒有提及琉球問題，但《日臺條約》承認了《對日和約》，實際上默認了對琉球的處理。不過，台灣當局仍然對美國抱有幻想，並繼續與美國交涉琉球問題，但都沒有什麼結果。1952年11月，“駐美大使”顧維鈞向美國助理國務卿約翰·M1艾利遜(JohnM1Allison)提出：“琉球群島距離台灣很近，中國政府自然對於這一問題的發展極為關注。”艾利遜則敷衍説，美國“對於日本收回琉球群島的任何部分的活動都堅定不支持”。

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就面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不得不在對美政策上採取倒向蘇聯的“一邊倒”方針。蘇聯為了將佔領的日本北方四島“合法化”，1950年11月20日照會美國，要求“將琉球和小笠原群島歸給日本的同時，明確規定庫頁島南部及千島群島屬於蘇聯主權管轄”，從而也直接影響到新中國政府在琉球問題上的立場。12月4日，針對美國一手炮製的對日媾和草案，新中國總理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八點嚴正聲明：“關於琉球群島和小笠原群島，不論開羅宣言或波茨坦公告，均未有託管的決定，當然更説不上要指定‘美國為管理當局’的事情了。”1951年8月15日，周恩來針對即將召開的舊金山和會再次發表聲明，美國排斥新中國而一手包辦對日和約是非法的，中國人民絕不承認。另外，“美國政府？？獲得對於琉球群島、小笠原群島、硫磺列島、西之島、衝之鳥島及南鳥島等的託管權力，實際上就是保持繼續佔領這些島嶼的權力，而這些島嶼在過去任何國際協定中均未曾被規定脫離日本的”③。新中國在琉球問題上採取該立場的原因，不僅僅是跟隨蘇聯立場的問題，更多的是因為在當時的特定條件下，力圖分化美日關係，從而打破面臨的封鎖局面。

因此，雖然無論從歷史還是從法理角度來看，琉球的主權及前途地位問題直到現在皆屬未曾了結之案，但《對日和約》及“日臺條約”標誌著台灣當局及新中國政府失去解決琉球問題的發言權，琉球問題已經演變成為美日雙邊關係中的沖繩問題。台灣當局雖然對美國託管琉球群島、聲稱日本擁有“剩餘主權”表示不滿，但仰美國鼻息的台灣當局已經不可能在琉球問題上再有所作為。新中國政府為了分化美國與日本，再加上特定歷史條件下“一邊倒”外交政策，則促使海峽兩岸在琉球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從而使美日兩國掌握了該問題的主動權。琉球問題變成沖繩問題最嚴重的兩個後果是：第一，1972年5月，美國單方面將琉球及釣魚島的“行政權”歸給日本，從而使琉球群島再次處於日本的實際控制之下；第二，現在中日兩國的矛盾焦點已經由琉球問題轉移到釣魚島主權歸屬的爭論上，從而使琉球問題的重要性逐步降到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