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基金會管理條例》對設立公益基金會有嚴格的規定，除了“四有”：“有目的”“有人員”“有場所”“有資金”，這條件對於富豪而言其實不難，關鍵的要害在於“原始基金必須為到賬貨幣資金”，實際上就是存入銀行的現金。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800萬元人民幣，地方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400萬元人民幣，非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200萬元人民幣。

中國的富豪雖然有錢,但也不一定會認同將所有原始基金做成到帳現金這種極為不經濟、低效的做法。由於這一條規定,曹德旺、陳發樹和陳光標們試圖用“股權和有價證券等”的行善之路被堵。[>>詳細]

行善無疑是一件好事，但在中國，一些慈善行為卻總伴隨着一些雜音。陳光標的裸捐被人為是在“作秀”，陳發樹建立“新華都慈善基金”被人為是為了避稅。質疑者的詭異的邏輯便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為什麼不把錢留給家人？”

“陰謀論”的産生有其不可回避的土壤，一方面，很多人利用慈善活動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等，做一點好事就恨不得滿世界發新聞。另一方面，民間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對富人階層缺乏信任感，背上富人標籤的慈善，意義很容易被扭曲。[>>詳細]

許多捐款人都面臨一個困惑的問題，那就是“捐款後，錢做什麼了不知道”，有媒體曾調查了1000多個捐款人，説知道捐款用到哪的，只佔0．61％。對自己捐出的錢的用途不清楚不了解，讓很多人打消了做慈善的念頭。[>>詳細]

高透明度是公眾對公益慈善機構的第一要求，一位不願具名的民營企業家對《復興評論》記者坦言，“不會去找公募的慈善機構，幫別人一定要幫的心裏有底，哪些錢花在什麼地方心裏要有本帳，必須知道我捐的錢是幹什麼用的。”[>>詳細]

西方富豪們，之所以在慈善事業上慷慨解囊，原因在於他們有一套完善的稅收激勵機制，因此他們很願意做善事，這樣既獲了名，也獲了利。而就目前國內而言，慈善稅收稅收政策的滯後性，以及缺少“人性化”程度，已成為影響中國企業捐贈的重要因素。“送人玫瑰，手有餘香。”做慈善不能僅要有道德上的激勵，也需要有稅收方面的激勵。[>>詳細]

在西方國家，慈善事業已經有200多年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才剛剛起步。即使公眾偶爾參與了慈善活動，也沒有將慈善活動轉換為一種本能意識。一方面，許多富豪是第一代創業者，剛剛從貧困中走出來，還沒有形成很強的做慈善的自覺意識，所以大量捐款做慈善的富人還不是很多；另一方面，受中國傳統家族財富觀的影響，甚少有人會將遺産捐獻給社會，而只留給子孫。。[>>詳細]

沒有規矩，難以成方圓，慈善事業也是如此。沒有完備的法制保障與支撐，慈善事業就難以盡善盡美。一方面，“騙捐”、“詐捐”加劇了社會信用危機；另一方面，攤派、強捐又破壞了慈善募捐的自願原則。

李連杰壹基金即便操作規範透明，其專業與實績有目共睹，卻仍因“身份”尷尬而面臨困境——這一切的一切，實際上都在拷問着中國慈善事業的制度建設，所有的質疑本質上都是在追尋健全法規對慈善事業的有力庇護。[>>詳細]

根據學者王小魯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各階層收入者總計向政府隱瞞了9.3萬億元人民幣（合1.4萬億美元）的收入，其中中國最富裕的人隱瞞的收入大約佔隱瞞收入總數的80%。這些富豪，雖然富可敵國，但行事低調，不願顯富，害怕慈善會帶來更多的麻煩，比如稅務檢查等等。對於如何將財富以最佳方式返還社會只有比較模糊的想法。

“如何將慈善進行到底？”這個問題要有必要認真的思考一下。捐一次款不難，難的是將慈善視為事業，堅持下去，從汶川到玉樹再到舟曲，在全民慈善的高潮中，不乏社會各界人士的身影，但災難過後，人民的慈善熱情似乎也隨之降溫，慈善並不是“一錘子買賣”，我們不能寄希望於讓災難帶動慈善事業的進步，慈善是一種大愛，是在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常態。[>>詳細]

政府對慈善的壟斷也是民間慈善難以發展的原因之一，北大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對《復興評論》的記者表示，社會的諸多事情都是由政府壟斷，像慈善、辦學、出版界的辦報辦刊，現在統統由政府壟斷，無法調動民間的積極性。政府應該看清社會發展趨勢，要放開壟斷，很多事情可以給民間做事的空間。而政府的放權不是説沒有節制的，必須制定新的游戲規則，讓民間按照這個新的規則做事。[>>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