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助更需稅收激勵機制驅動

    “送人玫瑰，手有餘香。”互助互濟、扶弱濟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但我國尚未制定關於募捐的專門法律法規。昨日，提請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的《湖南省募捐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對慈善領域備受關注的“詐捐”等問題作出了規範。（《長沙晚報》9月14日）

    鋻於“騙捐門”和“詐捐門”的屢屢發生，一些企業和眾多名人和明星，先後遭到公眾的普通質疑，湖南省率先在全國以立法的形式，對騙捐、詐捐以及誤捐等慈善行為，進行規範，這不僅能為國家層面立法提供了實踐經驗，也為規範慈善行為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上的保障。

    儘管對慈善進行立法非常及時，也很有必要，但是，我們更應探究，國內富豪為何不熱衷捐助，國內慈善一直“疲軟”根源在哪，我覺得，這些問號，其實就在於我國缺少稅收激勵機制驅動。而西方富豪們，之所以在慈善事業上慷慨解囊，原因在於他們有一套完善的稅收激勵機制，因此他們很願意做善事，這樣既獲了名，也獲了利。

    就目前而言，國內慈善稅收稅收政策的滯後性，以及缺少“人性化”程度，已成為影響中國企業捐贈的重要因素。歸納起來，主要體現在三點：首先，捐贈扣除額偏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規定：“納稅人用於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分，准予扣除。”就是説，企業捐贈款物的金額如果超過企業當年稅前利潤的3%，超額部分仍需繳納企業所得稅。而國際上許多國家准予稅前扣除的部分為年度應稅所得的10%，甚至更高。比如説，美國1969年的稅法沿用至今，對於企業捐贈的免稅比例是11％。

    其次是，慈善機構不能共同分享統一的稅收政策。我國有資格接受稅收減免捐贈的社會團體數量，只有中華健康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等20多個團體，這個數字相對於全國幾十萬家公益性、救濟性社會機構而言相去甚遠。由此帶來的的問題是，民政部自2001年倡導經常性社會捐贈活動以來，日常發生的大批量、小金額、社區性的企業捐贈難以獲得減免稅憑證這直接對個人、中小企業和社區性公益機構的捐贈和募捐行為産生了一定制約。

    在國外，無論是慈善機構和組織，還是企業和個人進行捐贈，在免稅扣除制度安排上，紛紛向“人性化”靠攏。比如説美國法律規定，慈善組織和機構只要公佈其收入和主要負責人的工資報酬，並填寫上交國家稅務局的表格後，就能享有免稅優惠，個人和企業都可以出於減稅目的，讓稅務機關將他們對慈善組織的捐贈從其收入中扣除；香港稅法規定，如果任何機構和個人每年慈善捐款超過100港元，就可在息稅和所得稅中扣除相等款數。

    此外，慈善稅收制度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各吹各地號”現象。比如説重慶市慈善總會享受企業稅前扣除3%以內所得稅、個人稅前扣除30%以內所得稅的優惠政策。但廣東省卻又吹“另一把號”。捐贈者向廣東省慈善總會捐款，可以在稅前全額扣除，而廣州市慈善會又享受與重慶市慈善總會一樣的政策，不能在稅前全額扣除。

    因此，要想使國家的慈善事業邁上健康軌道，就必須“激活”現有的制度，構建稅收政策激勵驅動機制。一方面國家要提高捐贈扣除標準，儘早與世界慣例接軌；另一方面在稅收優惠政策運用中要一視同仁，擴大慈善機構和組織的受惠範圍。同時，在稅收優惠政策執行上，要統一步調，避免各地“誰吹誰的號”。

    作者：吳睿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