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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年初的霧霾天氣到最近備受關注的水資源污染，環保一再成為令公眾揪心的話題，對清潔空氣和水的期待，對污染情況層出不窮的失望，兩種情緒失衡，國人儼然已經患上了一種“環保焦慮症”。

在環保問題日益突出的今天，人們增進了對環境問題的認知，“環保焦慮”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個公眾心態。有地下水污染事件被不斷地曝光，有應對霧霾的無可奈何，還有民眾希望對症下藥“喊環保局長去游泳”。一方面是“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被不斷地當做警示來提及，另一方面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環境問題在很多地方仍得過且過。

近日山東濰坊企業被疑深井排污一事中，當地聲稱2天排查700余家企業，看起來有些荒唐。媒體繼而曝出當地灌污打井已成“産業鏈”。無法回避的一個現實是，在環境保護的長遠利益和經濟發展甚至是養家糊口的“燃眉之急”相權中，很多企業，無論其大小及排污能力如何，都選擇了代表眼前利益的後者。這是企業的環保非理性。

但如果只是企業的行為，並不會造就如今中國的普遍環保焦慮。更重要的是，在環保這個全社會命題之下，作為守門人的環保部門的表現往往乏善可陳。一方面，是在涉及公眾切身健康和安全的環保領域，信息披露不及時甚至是不透明，比如從2012年到2013年的PM2.5拉鋸戰。另一方面，是在一些應該發揮主動監管的環保領域功用缺失或者缺位，比如已經形成“利益鏈”的灌污打井。還有，就是一些環保安全事件發生後處理措施的不專業和不及時，比如今年年初發生的山西濁漳河丙胺洩露事件。

換言之，中國人的“環保焦慮症”其實是對目前中國發展模式以及政府相關部門對發展中存在問題修正和反饋不力的一種社會心態方面的反應，也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每一個個體身體力行、解決環保困局的信心。如果想解決這樣的問題，形成全社會的合力，是一個目標，但讓環保部門向前站，主動作為卻應該是起點。

治療公眾環保焦慮的過程，其實就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過程，也是重建社會信任的過程。

我們看得出有關部門作出的努力，比如環保部和保監會發佈的讓各個企業繳納環保強制險的嘗試，這裡面的核心問題在於“打蛇要打七寸”，在既有的環評機制20年來尚無法發揮應有作用的情況下，讓企業強制繳納“環保險”不過是在一個本就缺少執行力的機制中增加了一個更難落實的額外措施。與其讓企業多交這部分約束力有限的錢，還不如把功夫下在真正需要企業花錢的地方，比如産業綠色升級、排污設備升級、污染企業搬遷，從這些方面著力，既直指污染問題的解決，又不與企業的環保非理性相衝突，實施起來或更順暢。

“環保焦慮症”是日積月累發作的宿疾，解決環保問題的藥方，多年前就已開出，要把它細心做好的時候正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