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豪為何“行善難”

    作者：李華芳

    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的中國行意在勸募,畢竟他們在美國的公益倡導獲得了極大成功,那麼中國之行是否會如願呢？中國富豪們對此表現出複雜心態,折射出這一階層目前“行善難”的困境。原因則隱藏在稀奇古怪的非正式和正式的制度背後。

　　非制度的道德約束

    讓我們先從江蘇黃埔再生資源有限公司陳光標先生的回應説起。陳光標是第一個高調響應蓋茨和巴菲特的中國企業家。在寫給蓋茨和巴菲特的公開信中,他説:“在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將不是捐出一半財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産”。陳光標認為“如果在巨富中死去則是可恥的”。根據公開媒體的信息,陳光標目前的身價大概是50億之巨。這意味著他將捐出50億。

 　　通常而言,這是再好不過的事情了——沒人強迫,自願捐贈,並且是一筆相當大的款項。但這條消息在中國立即遭到質疑:“陳光標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為什麼不把錢留給家人？”

    中國是個長期以來缺乏信仰的國度,在文革打斷了文化傳統之後,道德水準也在以驚人的速度下滑。普遍的道德敗壞造成了普遍的不信任,不論是對公權力還是對私人行為。任何一項引人注目的言行,首先被討論的是做出言行的這個人的動機和道德水平。

    陳光標有關“裸捐”的表態,與他此前的言行具有很強的一致性。回顧他的捐款和行善史,基本可以確定他捐款意向的真實性。實際上,陳光標被稱為“中國首善”,説明他的道德水準得到了一定的公認。但即便如此,這位多次大額捐款的企業家還是不能完全避免動機上的質疑,也表明了這種隱性的道德上的約束——也就是道格拉斯諾思所説的“非正式制度”的約束——是多麼根深蒂固。這種道德成見將會制約試圖進入公益慈善領域的富人。

    但事實上,在公益慈善領域,一塊錢就是一塊錢,並不會因為這一塊錢來自企業家、政府官員、民間工作者、學生、還是海外基金會,而會顯得有所不同。一塊錢所代表的購買力在給定的時間是一樣的,因此並不存在“高尚的一塊錢”還是“卑鄙的一塊錢”。應該避免陷入佔據道德制高點的誤區。從捐款和行善的效果上來衡量才是更加專業的做法。

    行善的制度約束

    那麼對動機的非議,是否已經讓中國富豪害怕捐款了呢？答案並非完全如此。從福耀玻璃(600660,股吧)的曹德旺、新華都(002264,股吧)的陳發樹、到黃埔再生的陳光標,至少這幾位中國富豪都希望捐贈自己的高額資産,用於公益慈善,形式是用當下的資産（包括股權和有價證券等）成立自己的公益基金會、或者捐贈給其他的慈善組織。

    另外不乏有富豪匿名行善。這些富人之所以低調,一來固然有個人喜好的原因,二來卻是因為外部壓力。眾所週知,各種形式的中國富豪榜往往為上榜的富豪們帶來困惑和煩惱,比如來自政府儘管部門更嚴格、甚至不合理的要求,以及地方上各種形式的“要求捐贈” 。

    事實上,阿拉善生態協會這類慈善組織的存在,已經清晰傳遞了一個信號,即中國富豪樂於奉獻,並且願意行善。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何以大眾普遍的認知卻是中國富豪不願行善呢？為什麼與美國的富豪們相比,中國富豪擁有的財富巨大,但在公益慈善領域的投入卻很少？既然不是意願問題,那麼到底是什麼阻礙了中國富豪行善？這牽涉到中國的行善“門檻”。

    《中華人民共和國基金會管理條例》對設立公益基金會有規定,需要具備下列條件:為特定的公益目的而設立;有規範的名稱、章程、組織機構以及與其開展活動相適應的專職工作人員;有固定的住所;能夠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全國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800萬元人民幣,地方性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400萬元人民幣,非公募基金會的原始基金不低於200萬元人民幣;原始基金必須為到賬貨幣資金。

    簡而言之就是要“有目的”“有人員”“有場所”“有資金”,稱之為“四有”。這條件對於富豪而言其實不難滿足,但關鍵的要害在於最後一個規定——“原始基金必須為到賬貨幣資金”,實際上就是存入銀行的現金。中國的富豪雖然有錢,但也不一定會認同將所有原始基金做成到帳現金這種極為不經濟、低效的做法。由於這一條規定,曹德旺、陳發樹和陳光標們試圖用“股權和有價證券等”的行善之路被堵。

    難道陳光標們不會變通,例如先換一部分為到帳現金,然後再捐贈其他的股權和有價證券麼？答案是,民政部沒有處理接受股權捐贈或有價證券捐贈的先例,因此尚在研究之中。而這個研究過程從曹德旺試圖捐股票開始,至今已過去兩年依舊沒有結果。民政部救災司原司長王振耀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民政部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將會儘快給曹德旺一個明確答覆。時至今日,王振耀已經去職,不知道此“研究”是否也人走茶涼。

    實際上,即便中國富人願意狠狠心,將所有股權、股票折現,成立基金會,恐怕也並非易事。理由是,所有基金會需要有“業務主管單位同意設立的文件”才能設立。問題是到哪去找“業務主管單位”呢？這個被民間稱之為“找婆家”的難度甚至超過了資金方面的限制。而作為登記機關的民政部的想法恐怕是,出於“管理”方便的考慮,最好保持現有的規模不要動,不增加新的基金會,就不會增加管理上的成本。

    這種考慮的結果是,民政部往往要求業務主管單位歸口管理業務相近的“非政府組織”,包括基金會在內。正是這種計劃管理思維導致了在青海玉樹地震之後,要求民間善款“歸政府”管理的做法。

    這也就是説,不僅非正式（道德）制度對富人行善有約束,連正式制度中同樣存在著對富人行善的限制,不僅在金錢上,也在業務主管單位上。其實不僅是對富人行善有約束,對所有人行善都有約束。國家之所以壟斷做好事的權利,恐怕是擔心民間公益和慈善可能會競爭局部地區的“民心”。但是,現有禁止民間行善的做法可能更加不得“民心”。

    公益慈善的獨特之處是,這是一個“窮人愛富人”的領域。約束富人就是變相侵害窮人,因此限制民間行善是極其不明智的政策。而借“富人行善難”之機,推動立法層面的改革,促進公益慈善的發展,才是出路所在。

    作者李華芳繫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