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不論官位高低，一視同仁
韓國媒體的新聞自由和輿論監督，是此次事件波及柳明桓並導致其辭職的重要原因。因“女兒特招事件”而下臺的柳明桓，不但是外交通商部部長，而且還是隨著李明博政府上臺而入閣的最長壽的部長，這位“位高權重”的柳部長，給37年外交官經歷留下了致命的污點，被韓國媒體稱為外交部全體的恥辱。[>>詳細]
在新聞自由全球排名中，韓國位居亞洲之首，其報紙享有批評官僚的自由，一向站在領導社會變革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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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期9月7日
“特招門”看中韓官員下臺差距
韓國外長柳明桓的“女兒特招事件”目前在韓國國內引起廣泛的討論與爭議，雖然其女已被解除職務，柳明桓本人也因此而辭職。正在對這一案件進行調查的韓國行政安全部，計劃針對過去十年間包括外交部高官子女在內的所有特別錄用人員進行全面調查。調查對象達到了400余人，其中包含7名（4人已辭職）韓外交部高官的子女。[>>詳細]
遠在韓國的一起政壇風波，卻成為很多中國網民關注的談資。“外長辭職”、“對外交系統十年內錄用人員清查”的處理結果，確實讓國人頗有感觸。作為深諳“後門哲學”的東方國家，網民們很自然的將其與中國的類似事件進行對比：同樣都是“走後門”，中韓的不同應對環境下，結果的差距咋就這麼大呢？
信息披露方面：韓國媒體更開放大膽
中國：很多內幕難以曝光
與韓國的一盯到底，鬧得“舉世矚目”相比，中國的媒體則“保守”很多，如果這事放在中國，在它曝光之前，就會被千方百計地封鎖起來，公眾無法得知，官員自然就不必擔責。[>>詳細]
聯絡到近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有關加強輿論監督的論述，如果要確實做到輿論監督，就必須給予媒體更大的自由度，賦予其自由報道的權利，否則信息不公開、不透明，只有暗箱操作，輿論監督就是一句空話。
官員意識方面：韓國官員態度更誠懇
韓國：外長主動道歉，並引咎辭職
根據韓聯社的報道，“特招門”有外交界一名消息人士于9月2日曝光，外長柳明桓3日便對此向國民道歉，並取消了女兒的錄取資格。他説：“我忽視了父與女和同一個單位的相關關係。這種情況難免會讓人猜測或質疑。我對此向國民表示歉意”，“我認為女兒和父親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不很合適，因此決定取消女兒的錄取資格。”[>>詳細]
不過事情並非就此結束，在韓國巨大的輿論壓下，僅僅道歉顯然是不夠的，9月4日上午，柳明桓便宣佈辭去韓國外長職務。值得注意的是，“特招門”尚在外界猜測質疑、完全還在“沒有證據表明”的階段。從事件被曝光到引咎辭職，僅用了兩天的時間，不得不説，韓國外長表現出了對事件有所承擔的誠意。[>>詳細]
中國：死豬不怕開水燙，硬撐到底
與韓國外長先以辭職證清白，讓位之後待徹查相比，我們的“打錯門”、“警察互毆門”、“香艷日記門”、“豪車門”等諸多的這門那門，從來沒有主動辭職事件發生，從來都是不逼到南墻死角。就不可能有任何責罰甚至道歉出來滅火息怒，這撥亂反正的天網恢恢，差距確實有點大。[>>詳細]
歸根到底，這還是體制病：一是權力的由上級授予與民眾無關；二是因事件常常會“牽一髮動全身”，有時會被“維穩”的名義和了稀泥；三是，責任官員深知現行問責制的軟肋，只要扛過這股風頭，仍舊可以穩坐官位。
問責處理方面：韓國制度更嚴謹完善
韓國：問責嚴格，深入國民精髓
近鄰韓國在問責上的嚴格令人印象特別深刻。韓國的問責機制的一大特色在於，問責不只是官方內部按部就班地追查，同時還有著強大的輿論壓力和民意壓力，“特招門”曝光之後，很多國民都表示，因社會還處於這樣水平而感到很慚愧甚至無法抬頭。
正因如此，在事件發生後，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任何一級組織、任何一個政黨敢於包庇涉嫌失職瀆職的官員。韓國的問責機制已經深入國民精神骨髓，甚至已經上升到文化層面，專家指出，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韓國有著強烈的“恥辱文化”。[>>詳細]
中國：規定不明，問責流於形式
在中國，體現政治回應性倫理的問責制，正身陷尷尬和公信力危機。一方面，大量的官員因為過失而被“高調”問責，或被罷官，或被降職；另一方面，很多被問責的官員又很快“官復原職”或異地晉陞。高調問責與低調復出構成對照，公眾對官員問責制的真實有效性便産生了質疑。[>>詳細]
在具體的執行層面，當前問責制仍有諸多缺陷：第一，問責的標準過於寬泛，導致了“選擇性問責”。第二，問責機制與法律責任追究機制缺乏有效銜接，很容易導致問責制度在“潛規則”中的變異。第三，官員復出需要具體的跟蹤機制。
網友表態
中國的官員學得來“柳明桓”嗎？
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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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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