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嶺礦難問責有經驗可以借鑒

    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救援進入最後關頭，事故調查工作也即將展開。搶險救援指揮部新聞發言人劉德政證實，指揮部已要求生産經營單位按照事故調查的要求，做好有關準備，特別是一些基礎資料、基本情況要實事求是。這是官方首次表示將啟動問責程序。（4月6日《中國青年報》）

    看到這則新聞，我們不妨想想韓國的問責機制。近鄰韓國在問責上的嚴格令人印象特別深刻。比如，1994年，韓國漢江大橋倒塌，當時漢城市長引咎辭職，儘管這個漢江大橋並不是他在任的時候修的。時任韓國總統的金泳三發表電視講話，就此事件向全體國民道歉。1995年6月29日，韓國漢城三豐百貨大樓發生倒塌事故，韓國當時的總理亦不得不辭職。

    不難看出，韓國的問責機制的一大特色在於，問責不只是官方內部按部就班地追查，同時還有著強大的輿論壓力和民意壓力，它們使得事故發生後，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任何一級組織、任何一個政黨敢於包庇涉嫌失職瀆職的官員。事實上，韓國的問責機制已經深入國民精神骨髓，甚至已經上升到文化層面，專家指出，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韓國有著強烈的“恥辱文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韓國社會的這種問責機制，給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的問責帶來重要的啟示。

    儘管由於救援出現了“奇跡”，這次事故的傷亡大為減少，但是，這並不是減輕問責力度的理由，因為，救援“奇跡”並不能掩蓋事故中客觀存在的嚴重失職瀆職行為。3月28日發生的透水事故造成153人被困井下，國家安監總局早前的一份通報顯示，該礦施工過程中存在探放水措施不落實、勞動組織管理混亂、施工安全措施不落實等問題。此外，引發透水的原因至今也沒有明確。對這些如果不從嚴問責，類似事故就難免層出不窮，而救援“奇跡”顯然不會每次都能發生。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韓國相比確有差距，照搬韓國的問責機制未免被人以“國情不同”為藉口推脫，但對照韓國社會的問責機制，在類似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這樣的重特大事故當中，相關問責還是可以做得更加深入到位些。比如説，不能只是由官方來問責，我們同樣應該有社會和媒體輿論的問責，應該創造條件讓媒體深入報道、充分監督，把一切責任都曬到陽光下來，這樣才能使問責更加明確。我們也可以借鑒“民意問責”，對於有關部門、有關官員，不妨問問百姓的意見，看看百姓要求他們負責負到什麼程度，有些官員或許依照現行制度來説可以“官照當”，但如果民意對他們已經強烈不信任，他們是不是也可引咎辭職以謝國人？我們還應該從現在做起，強化文化層面的問責機制，即進一步在全社會倡導榮辱意識，建立我們社會的恥辱文化，讓那些失職瀆職的官員懂得害羞、懂得“自責”！

    官方啟動問責程序是必需的，但並不是足夠的。之前，一些重大事故中，對官員的問責高高舉起輕輕落下，被問責官員很快又“東山再起”。這次事故的問責程序尚未正式啟動，指揮部要求生産經營單位按照事故調查的要求，做好有關準備，特別是一些基礎資料、基本情況要實事求是。然而，只要問責程序本身存在漏洞、相關方面存在著推卸責任的可能，實事求是就很難落到實處。所以，在官方啟動問責程序的同時，對事故的問責應該從輿論、民意等各個層面多管齊下，更加全面深入，特別是期待在事故中涉嫌失職瀆職者能更多一些“自責”，主動地承擔起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若能如此，王家嶺煤礦透水事故的問責或許能開啟我國問責機制建設的新篇。

    作者：鄧清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