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是非討論

史迪威是個優缺點都很突出的人物。他是中國通，真心誠意地幫助中國抗日，對中國社會、中國軍隊與蔣介石其人有許多敏銳的認識。遠征軍第一次緬北作戰失敗後，他在印度訓練中國軍隊，增強了中國軍隊的作戰力。遠征軍第二次緬北作戰勝利，顯然與他的訓練、指揮有關。鄭洞國曾回憶説：史迪威“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華的軍事將領。在對日作戰問題上，他的態度不僅始終是認真、積極的，而且頗具戰略眼光，在指揮上很有一套辦法。最難得是是他身為異國高級將領，卻毫無官架子，待士兵們十分友善，喜歡同他們交朋友，慢慢贏得了不少中國將士對他的欽敬。”[113]應該承認，他是對中國抗日戰爭作出重大貢獻的國際友人之一。但是，史迪威的性格中也有一些突出的缺點，例如傲慢、主觀、急躁、偏激，特別是，作為美國將領，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大國主義的思想和作風。

蔣史矛盾，開始於戰略分歧。史迪威就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之際，中國遠征軍剛剛入緬，人地生疏，英國在緬軍隊則根本沒有鬥志，在這種情況下，就急於要求中國軍隊對日軍發起強力進攻，是其不妥之一。蔣介石和中國將領與日軍作戰多年，熟悉日軍的優勢和特點，反對貿然進攻，後來又反對在缺乏盟國有力的支援和協同下由中國軍隊孤立作戰，求穩防敗，有其合理性，但史迪威卻視之為“卑怯”，由此對蔣介石和中國將領的抗日積極性作了過低的估計，是其不妥之二。中國入緬軍初戰失利，史迪威擅作主張，未經請示就決定向印度退卻，途中環境惡劣，給養困難，造成部隊非戰鬥減員過大，史迪威完全缺乏自責，是其不妥之三。

中國與美國、英國等共同抗擊日本侵略，是同盟國之間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關係。蔣介石、宋子文等人期望盡可能多地得到美國的援助，但是，同時又不能容忍對中國的任何歧視，要求待遇平等，能和英國、蘇聯等受援國一樣，自己掌握租借物資分配權，也有其合理性。當時，中國有關機構腐敗嚴重，蔣介石又歧視和排斥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部隊，因此，史迪威等應該也完全可以堅持對援華物資分配的建議權和監督權，但是，史迪威等卻堅持援華物資是美國人生産的，必須由美國人分配，中國人無權過問，這就是大國主義的作風了。史迪威批評蔣介石是“一條貪婪、偏執、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其中所説“偏執”姑置不論；説蔣“貪婪”，無非是指蔣對美援的不斷爭取；説他“忘恩負義”，則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賜”心態。

抗戰時期國民黨領導的軍隊確實存在著較多問題，需要訓練和改造，蔣介石對軍隊的指揮也確實有不少問題，需要改進、改革，但是，史迪威作為外國人，不應越俎代庖，大量任用美國軍官來控制和操縱中國軍隊，更不應圖謀全面掌握中國軍隊的指揮權，甚至制訂暗殺計劃，企圖除去當時還是中國政府和抗日領導人的蔣介石。1943年10月之後，中國軍隊兩面作戰，既需要迎擊日軍旨在打通大陸交通線的1號作戰，又需要開闢緬北、滇西戰場，應付為難。在這一情況下，羅斯福聽信史迪威、馬歇爾等人的意見，利用中國軍隊在河南、湖南等地的失敗，要求蔣介石將中國軍隊、中國戰場的全部指揮權交給史迪威，自然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軍權是國家權力的核心部分，也是蔣介石集團賴以維持其統治的命根子。蔣介石堅決抵制羅斯福的要求，甚至不惜為此與美國決裂，獨立抗日，既反映出蔣介石思想中的民族主義成分和他性格中的倔強一面，也反映出他充分懂得，維護軍權對維護其統治的重要性。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産黨所領導的敵後戰場愈來愈顯示其重要性。史迪威于對蔣介石集團失望之餘，寄希望於中共，主張國共兩黨聯合抗日，援華物資中應有中共抗日部隊的份額，並且建議將胡宗南的部隊調往抗戰前線。這些主張都是正確的。蔣介石對此採取疑忌和反對態度，是其反共思想和立場的必然表現。

宋子文是史迪威來華的促成者，但又是撤回史迪威的最早提議者，為此，他在美國斡旋疏通，一旦撤回有望，而蔣介石卻臨事而懼，改變主意，由此引起兩人間的巨大衝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蔣介石有意冷落宋子文，甚至連開羅會議也不讓作為外交部長的宋子文參加。但是，蔣宋之間畢竟基本觀點一致，利害一致，在宋子文上書“悔過”之後，蔣介石就原諒了他。此後，蔣宋合作，共同促使羅斯福作出了召回史迪威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