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近代中國研究，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集刊》第3集，作者：楊天石，原題：《史迪威事件中的蔣介石與宋子文──抗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之一》

五、蔣、史衝突轉化為蔣、宋衝突

在羅斯福的推動下，邱吉爾勉強同意實施攻緬計劃。其內容為：于1943年雨季結束後自印度對緬甸西北部進行陸空有力攻勢作戰，中國軍隊由雲南進攻，同時以海、陸軍攻襲緬甸海岸。[1]5月26日，羅斯福將關於此項決定的通知書交給宋子文。29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要他提醒羅斯福，陸軍對北緬進攻與海軍對仰光進攻，務須同時行動。8月18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邱吉爾，告以雨季將過，不能再事遷移。同月，羅、邱等在加拿大的魁北克開會，決定在未來的乾燥季節中，反攻緬甸，同時決定成立東南亞戰區統帥部，以英國海軍中將蒙巴頓為統帥（旋升大將），史迪威為副統帥。

1943年9月，宋子文鋻於英美聯軍對日攻勢漸趨積極，認為有調整與英美軍事關係的必要。他設計了兩項調整方案：（一）最高級的組織，如華府的聯合參謀團及支配軍械委員會，均應有中國代表參加。供給中國的軍械，由中國直接申請，毋須史迪威或其它駐中國的美國軍官過問。(二)史迪威即行撤調，同時改組中國戰區。以蔣介石為最高統帥，美國將領為副統帥；以中國將領為參謀長，以美國將領充副參謀長，統帥部各處長、副處長均以中美軍官分任。[2]宋計劃先與羅斯福總統作原則上的討論，在10月偕同美國陸軍次長麥克洛來渝時，再與蔣商量決定。

9月16日，宋子文會見美國總統助理霍浦金斯，霍贊成宋所擬調整方案，並稱：在參加聯合參謀團及改組戰區大前提之下，更換史迪威輕而易舉，史汀生雖反對亦將無效，馬歇爾也不像以前那樣對絕對維護史迪威。[3]同月29日，宋、羅見面。事後，宋子文電蔣彙報：美方同意撤換史迪威，調整中國戰區，在華盛頓另組包括中國在內太平洋軍事參謀團。電稱：本人將陪同蒙巴頓到重慶，向蔣報告國際情形，並洽商蔣與羅斯福、邱吉爾會晤問題。[4]10月，宋子文偕蒙巴頓及美國後勤部長薩默維爾中將來華。薩默維爾是美方預定的史迪威的接替人，還在途經印度德里時，宋子文就對薩透露説：“事情正在成功，他與大元帥（指蔣介石）一同進行了謀劃。”[5]他完全沒有想到，蔣介石會改變主意。

10月2日，蒙巴頓等向蔣介石轉呈邱吉爾致蔣介石密函及魁北克會議決議。同月11日，蔣介石與宋子文談話，宋向蔣談了他自己對史迪威的不滿，當日蔣日記雲：“子文能自美國轉印度回國，報告史迪威言行。烏呼！史氏真卑劣小人，無恥極矣！”[6]顯然，這時，蔣宋在對史迪威的態度上仍是一致的。同月14日，蔣開始思考史迪威的去留問題，一是去史之後的代替人選，一是撤換史迪威的可能性。蔣認為：美國人員中無人適合出任東南亞戰區副統帥，也無人能出任駐華美軍主任。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非常袒護史迪威，美國政府未必決心將其撤換。[7]這樣，蔣介石原來的決心就動搖了。

10月16日，薩默維爾將蔣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一事告知蒙巴頓，蒙巴頓強烈反對。他説：如果指揮中國軍隊兩年之久的官員（指史迪威－筆者）在軍事行動前夕被免職，他無意于使用中國軍隊。蒙巴頓委託薩默維爾將他的觀點轉達給蔣介石。[8]同日蔣介石與薩默維爾談話稱：“史氏到華一年半以來，彼雖努力，然總勿能與我軍合作，殊為遺憾。至於去留問題，余不作主張，惟望美國政府重加考慮而已。”[9]談話之後，蔣介石決定，“只要史氏能悟改，則以不撤換為宜”。他囑咐宋美齡詢問史迪威本人，同時，與宋子文談話，將新決定告訴他。二人之間發生激烈衝突。宋堅持原見，反對蔣改變主意，憤而宣稱“不能與蔣共事”，並指責蔣：“你又不是野蠻人，為何説話不算話！”蔣則怒而逐宋離開。據唐縱日記稱：“宋部長不知因何使委座見氣，委座摔破飯碗，大怒不已，近年來罕睹之事。”[10]。當晚，蔣與宋美齡談話，日記雲：“史氏已表示悔過改善，余當宥之，不可再聽子文之言，堅持撤換矣！”[11]17日，蔣介石本人通過宋美齡約史迪威談話，告訴他：“如被撤職回美，個人之損失太甚。如能悔過改善，或可轉回庶宥。”據雲：“史乃完全自認錯誤，並表示澈底改過，余乃允而宥之。”[12]又雲：“彼果已悔悟，表示絕對服從，不再違令，當可信也。此于國家抗戰之成敗得失，所關豈淺哉！”[13]

1931年，蔣介石與胡漢民發生衝突，一怒之下，將胡漢民軟禁于南京湯山，汪精衛、孫科等因而在廣州另立政權，引起國民黨內長達五年的寧粵之爭。蔣擔心撤換史迪威會嚴重影響中美關係，帶來新的巨大災難，日記雲：“史迪威去留問題，為本週最重要之一事。宋子文力主去史，余之既定方針，幾乎被子文搖撼，最後幸能自動補救，允史悔改，重加任用。此乃中美關係與戰局影響一大轉機，否則其危有甚于二十年時對胡漢民案者也。不能再為子文造成大禍。乃知安危禍福，全在最後五分鐘幾微之間也。此後應益戒懼。”[14]18日，蔣介石再次會見薩默維爾，向他通報自己允許史迪威“悔過自新”的新決定，據稱：薩“欣然甚感余寬大為懷之精神”。但是，蔣對宋卻余怒猶存，當日，蔣日記雲：“此事子文大不以為然，彼竟不顧大體，不知余之苦心，可恨孰甚！”[15]21日，薩默維爾向蔣告別，蔣察言觀色，覺得薩的詞色與初見時大不相同，感到安慰。當日日記雲：“此與余不被子文所脅制，而允史迪威之自新大有關係也。”[16]

蔣宋關係中曾多次發生矛盾，蔣在日記中指責宋子文也屢見不鮮，但是，指責宋子文“可恨”，卻並不多見。處於局外的唐縱記載説：“日來委座火氣甚大，宋子文不知因何碰壁？”[17]

蔣介石對史迪威態度的轉變既與他擔心影響中美關係，損害抗戰大局有關，也是宋藹齡、宋美齡姊妹共同斡旋的結果。據史迪威自述：他曾經向這一對姊妹談過當時中國軍隊的真相，使她們非常震驚；也曾經研究過改革的辦法──讓宋美齡代替何應欽，出任軍政部長。於是，史與這一對姊妹“訂了攻守同盟”。[18]10月17日晨，宋美齡打電話給史迪威，聲稱宋藹齡認為“仍有個轉敗為勝的機會”。史表示“不想呆在不受歡迎的地方”。於是宋氏姊妹就向史“談起‘中國’和職責來”，要史”大度一些，堅持一下”。宋藹齡對史稱：“你的星正在升起”，闖過這件事，你的地位就會比從前更為穩固。姊妹二人表示，將代史見蔣，對他説，史只有一個目標，即中國的利益，假如史犯了錯誤，那也是由於誤解而非有意，史準備好了要充分合作。在二人的堅持下，史點頭同意，宋美齡表示“那我們馬上就去做”。其後，史迪威見蔣，其情況，據史自述：蔣“改變了立場，演起了戲，竭力顯得態度和解。他説了兩點：1、我應該明白總司令和參謀長的職責。2、我應該避免任何優越感。這全是廢話，但我有禮貌地聽著。蔣介石説，在此條件下我們可以和諧地再次繼續合作。”[19]20日，宋藹齡向史解釋説：“她只能在‘她的血肉’（子文）和中國的利益之間作出選擇。”“我們已經完全控制了‘花生米’（指蔣介石），並讓他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她認為這是一個大勝利。宋藹齡保證，史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加強，將來不會再有進一步的進攻”。

蔣介石改變主意，史迪威留任使宋子文“挨了一下猛擊”。[20]但是，蔣自感對宋的態度也有不妥之處。10月24日，蔣介石日記雲：“本週以宋子文橫暴，觸余憤怒，實近年來未有之現象，此乃修養毫無成效之徵象也，自慚之至！”[21]31日，日記再雲：“子文言動，令人憤怒，自不為過。然余之暴戾無狀，不能逆來順受，是毫無修養之徵也。何以自解？”[22]11月6日，日記又雲：“宋子文夜郎自大，長惡不悛。二十年來，屢戒屢恕，終不能使之覺悟改過。彼之野心難馴固矣，然余無感化之力，不能不自愧也。”[23]這一段時期，蔣介石不見宋，宋也不見蔣。11月16日，宋子安出面調解，要求蔣召見宋子文一次，遭到蔣的拒絕。日記雲：“彼誠幼稚而天真之人也。”[24]最後，宋子文不得不自己出面打破僵局。

12月23日，宋子文致函蔣介石，自稱兩月以來，獨居深念，自感“咎戾誠多，痛悔何及”。接著，闡述與蔣的關係“在義雖為僚屬，而恩實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勵者，惟知效忠鈞座，以求在革命大業中，略盡涓埃之報”。信件著重説明抗戰以來，自己“無論在國內、國外，惟知埋頭苦幹，秉承鈞座指導，為爭取勝利，竭其綿薄”，但因“個性愚憨，任事勇銳，對於環境配合之考慮，任事每欠週詳；甚或夙恃愛護過深，指事陳情，不免偏執而流於激切”。信件自承在蔣前無禮、“粗謬”、“頑鈍”，要求蔣“曲予寬容”。函稱：“此誠文之粗謬，必賴鈞座之督教振發，而後始足以化其頑鈍，亦即文于奉教之後，所以猛省痛悔、愈感鈞座琢磨之厚。今文以待罪之身，誠不敢妄有任何瀆請，一切進退行藏、均惟鈞命是聽。伏乞俯鑒愚誠、賜以明示，俾能擇善自處，稍解鈞座煩憂、則文此身雖蒙嚴譴，此心轉可略安、而曲予寬容。文無論處何地位、所以圖報鈞座之志始終不渝、尤必與青天白日，同其貞恒。”[25]宋子文的這份“悔過書”打動了蔣介石。12月24日，蔣介石自思：“自十月痛斥宋子文以後，始終未準其相見，今日彼來函，表示悔悟，求見迫切，余乃從親戚與內子之懇切要求，併為慰岳父母之靈，允于孔寓與之相見，當觀其以後事實如何，如果能真誠覺悟，則公私皆蒙其福矣。”[26]26日，蔣介石日記雲：“對子文訓斥以後，拒而不理者已逾兩月。本週得痛切表示之悔書，乃于聖誕前夕，准予相見，亦以其為西安共同患難之關係也。”[27]31日，蔣介石年末反省，日記雲：“本年修養，雖較進步，然暴戾傲慢之氣，仍未能減除，對張道藩、文白、孫哲生、陳辭修、宋子文、董顯光等各種行態，尤為粗暴失態。雖子文、辭修之驕橫跋扈，自應斥責，而其他同志則不過愚拙無能，實為無心之過，是余指導無門之所致也。乃不責己而責人，是為本年最大之羞慚。”[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