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江漢大學學報》2007年9月第24卷第3期，作者：左世元，原題：《清政府對日交涉關於宗藩態度差別的原因探析---以琉球、朝鮮為中心》

近代東亞是以中國為中心，包括日本、朝鮮和琉球等國的區域範圍。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東亞實際上建立了以中國清朝為主導地位的國際秩序，即以“中華帝國”為中心，周圍夷狄各國接受冊封(授予外交文書，承認其地位)，後者向前者朝貢，前者羈縻後者。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推行對外擴張的侵略政策，對東亞傳統的秩序進行了強有力的挑戰，先後吞併琉球、侵略朝鮮，打破了中國與琉球和朝鮮的宗藩關係。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勢，為維護歷史上固有的宗藩關係和國際地位，清政府對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為作出了不同的回應，採取了迥異的措施。

一、明治維新前，中國與日本、朝鮮、琉球歷史關係的追溯

中國、日本、朝鮮和琉球四國，地理相接，文化相通，歷史上有著深厚的淵源。日本在中國官修史書中稱為“倭”，最早見載于《後漢書·倭傳》，並在建武中元二年，有“倭奴國奉貢朝賀”之事。以後，中日交往如縷不絕，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特別是從貞觀四年至乾元元年(630-894年)264年的時間裏，日本曾先後派遣十二次遣唐使到中國。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也深受中國唐朝的影響。明洪武四年(1372年)，足利義滿統治的日本是向中國稱臣納貢國之一，17世紀初，日本的室町足利將軍也曾接受明帝“日本國王”的冊封。歷史上中國與琉球國有著很深的淵源。琉球之名，最早見於《隋書·東夷傳》，稱為“琉球國”。以後歷代史書中對此都有所記載。1372年(明洪武五年)，太祖朱元璋遣楊載出使琉球，琉王察度對明稱臣，開始向中國朝貢，歷受中國皇帝的冊封。1663年，大清皇帝派遣的冊封使到達琉球，國王尚貞被正式冊封為“琉球國王”。朝鮮與中國是唇齒相依的鄰邦，兩國在歷史上已經形成了深厚的傳統友誼。自古以來，朝鮮歷代國王一直將得到中國正統王朝的冊封作為合法王權的依據。早在清兵入關前，在朝鮮執掌政權的李朝即同中國的中央政權明朝和東北的後金存在著貢屬關係。明朝滅亡後，清朝取代了明朝的地位。

由於地緣關係，日本同朝鮮和琉球的關係也非常密切。日本與朝鮮隔海相望，兩國人民很早就有往來。明朝末年，日本權臣豐臣秀吉曾先後發動了兩次(1592-1593年和1597-1598年)侵略朝鮮的戰爭。1609年，日本薩摩藩主島津氏入侵琉球。1643年以後，琉球國一方面奉大清正朔守貢職于南藩，一方面又不得不臣服於日本，實際上處於中國和日本“兩屬”的境地。但琉球在形式上仍是一個受中國冊封，擁有獨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的國家。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是代表地主階級和資産階級的利益的政權，極力推行軍國主義向外擴張的路線。1869年3月15日，日本天皇發佈的詔書中説：“故今與百官諸侯誓，欲繼述祖宗偉業，不問一生艱難辛苦，經營四方，按撫億兆，冀終開拓萬里波濤，宣佈國威于四境，置國家于山嶽之安全。”這就是對內要富國強兵，對外要開拓一條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的道路。

日本軍國主義向外侵略擴張的主要矛頭是針對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徵韓論者叫嚷奪取朝鮮半島“實為皇國保全之基礎，未來經營萬國，謀求進取之基礎”。對朝鮮如此，對中國也是如此，早在幕府後期就有人叫嚷要置根據地于亞歐大陸之上。鹿兒島藩主島津齊彬就説過，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後，政治仍然不整齊，內有長髮之憂，外被英法之侵，割地請和，天子蒙塵？？以今日之形勢論，宜先出師，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據于亞東大陸之上”；因此，針對東亞的政治形勢，日本決定趁火打劫，“故我之入手第一著，當以防外夷之攻略為上策；或助明末之遺臣，先取台灣福州兩地，以去日本之外患”。由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的最終目標是佔領整個中國，與英法等西方列強爭雄長，於是決定拿與中國有著傳統宗藩關係，且與之相鄰的琉球與朝鮮兩個國家作文章，作為對外擴張的第一步。

二、朝鮮和琉球的戰略地位是決定清政府對日政策的主要因素

琉球和朝鮮兩者地理位置決定了其戰略地位。兩者雖同為中國的藩屬，但由於其地理位置的差異，決定了其戰略地位的不同，影響了在清政府心目中的地位。

琉球國位於日本南端，東北與日本的九州相望，西南與中國的台灣相連，呈弓形分佈在遼闊的東海海域。對於這樣一個地瘠民貧，靠同清政府厚往薄來生存的東海小國，地大物博的清帝國當然不會放在眼裏。而且，當時的日本也和中國一樣處於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命運，琉球的戰略地位沒有顯現出來，清政府當然也無法認識到這一點。鴉片戰爭後，西方列強開始覬覦中國領土，中國邊疆危機接踵而至，清政府疲於應付，自顧不暇，當然遑及孤懸海外的琉球。日本崛起後，琉球的戰略地位凸現出來。明治維新後，日本決定首先拿中國的藩屬琉球開刀，解決琉球的“兩屬”問題，將琉球納入日本的領土範圍，作為對外擴張的第一步。這是因為日本認識到琉球列島對日本的軍事重要性。1872年11月，日本外務省聘請的顧問前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就曾向日本政府獻策道：日本要在東亞施展威權，就必須“南據澎湖台灣兩島”，並指出了琉球群島在這方面用作基地的軍事重要性。1877年7月，外務卿森有禮在給日本政府的報告中説：“倫敦出版的《東洋雜誌》指出：‘琉球地勢極為有利，佔有此群島，則在一旦有事之時，對大國極為方便，此點無待論述’；該文並論證説‘我英國若能得此群島，置兵守備，作為太平洋中駐屯之地，則英國在東洋之地位不知因此又將前進多少’”。十分明顯，如果琉球一旦為英國所據有，那麼對日本將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因此，日本必須搶佔先機，在英國之前佔領琉球。

但是清朝統治者昧於世界大勢，仍是按照傳統的思維定勢對琉球群島的戰略地位作出評估的。1877年，當日本阻止琉球向清政府朝貢事件出現後，閩浙總督何憬、福建巡撫丁日昌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説：“查前代所隸外藩，或因其山川險阻，足以拱衛樊籬，或因其物産豐富，足以依給賦稅，是以招攜懷遠，不惜煩兵力以擴版圖。今琉球地瘠民貧，孤懸一島，本非兵塞扼要之地，無捍衛邊陲之益，有鄰邦釀釁之憂。”。很顯然，作為清朝藩屬的琉球，在清朝統治者心目中既不能“拱衛樊籬”，也不能“依給賦稅”，更談不上“捍衛邊陲”，卻引來了“鄰邦釁端之憂”。琉球事件出現後，當時掌握清廷通商、外交、海防等大權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李鴻章也持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琉球以黑字彈丸之地，孤懸海外，遠于中國，而邇于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與中國關係並不密切，自我解嘲地説，日本並琉球“若春秋時衛人滅邢，莒人滅曾阝，以齊秦之強大不能過問，蓋思欲恤鄰救患，而地勢足以阻之”，況且“中國受琉球朝貢本無大利”，“尚屬可有可無”，因此“即使從此不貢不封，亦無關於國家之輕重，原可大度包之”。李氏的對琉球態度基本上代表了清廷的主要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