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出賣同志成為疑點

問題在於，以上只是昂納克“自説自話”。上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後，德國小報和流行雜誌上便開始流傳這樣一種説法：昂納克暗中出賣了鮑姆和福多羅娃等人！

不過，類似傳言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缺乏有力佐證。當時發現的一些卷宗顯示，昂納克在接受審訊時做了交代，但沒多少實際價值。他吐露出的名字，都是他認為肯定已經身在國外的同志。另外，他承認布魯諾·鮑姆是共産主義青年聯盟柏林小組的負責人，可蓋世太保早就掌握了這項情報。當然，或許是出於避嫌的考慮，昂納克在《我的經歷》中並未提過這些情況。

至於他有沒有出賣捷克來的交通員福多羅娃，就有些複雜了。蓋世太保原本對福多羅娃一無所知，他們很想弄清楚，這個女人究竟是不是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捲入了這起事件？

有人曾引用二戰後公佈的一份審訊記錄指出：1936年5月，昂納克表示，“我認為福多羅娃是黨內的同志，她為完成信使的任務來到柏林，我猜她應該知道箱子裏到底裝了什麼東西。”如果單從這份記錄來看，確實可以懷疑，昂納克出賣了福多羅娃。

奇怪的是，1937年7月，經辦此案的柏林“人民法庭”卻在判決書中如此認定：福多羅娃事先並不知道箱子裏裝了什麼，她是在把箱子帶到柏林後才得知真相的，還對昂納克説自己感到很害怕。後者則安慰她“不會有事的”。

為何會出現截然相反的兩種説法？一種解釋是，兩者或許都是真的——昂納克在接受審訊時的確透露了福多羅娃的身份，在法庭陳述時又予以否認，且被法庭採納。關於後一方面情況，昂納克在自傳中也有涉及，“我在證詞中説，福多羅娃不知道箱子裏裝的是什麼。”

1992年3月，已經移民以色列的福多羅娃也為德國《超級》畫刊專門撰寫回憶文章，為昂納克辯護，“我于1935年被捕入獄，隨後與布魯諾·鮑姆、埃裏希·昂納克等人一道出庭受審。後因證據不足被當庭釋放。多虧昂納克為我提供了有利的證詞……”

被指向納粹求情

倘若只看上述這些舊材料，昂納克似乎稱得上是一位堅貞不屈的戰士。但是現在，隨著“斯塔西”掌門人米爾克收集的秘密檔案重見天日，事情重新變得撲朔迷離。

這些檔案稱，昂納克在受審期間“主動交代了相當廣泛的內容，牽連了其他被捕的同志”。

更有甚者，在被判入獄兩年之後，昂納克還請求父親為他呼籲赦免。老昂納克親自向納粹政權寫信，聲稱他的兒子已經“永久放棄了共産主義信仰”，不過被當局駁回。

1942年，昂納克再次要求父親為他“活動活動”，於是，老昂納克又找到納粹官員，聲稱兒子已經做好了“成為元首的戰士，到前線服役”的準備。

關押昂納克的勃蘭登堡-戈登監獄的典獄長對老昂納克的説法信以為真，在給上級的信中寫道：“在我的印象中，昂納克是個誠實而嚴謹的人。他説，自己青少年時期的理想目前已經實現，現在別無他願，只要求到前線服役，以證明自己的內心確實發生了轉變。”

這番言辭不可謂不懇切，但信投出後依然石沉大海。就這樣，昂納克一直在監獄裏呆到1945年納粹垮臺才獲得自由，此後便躋身東德政壇並官運亨通：1956年，他在莫斯科培訓期間聆聽了赫魯曉夫關於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1961年8月，柏林墻建立，他是決策者和組織者；1976年，他又當選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成為東德領導人。

一代強人晚景淒涼

不過，無論當年在納粹的監獄中究竟做了什麼，貴為一國之首，昂納克大概未曾料到，居然會有“內部人士”悄悄整他的“黑材料”。

據稱，米爾克長期把這些材料鎖在一個紅色的人造革箱子裏，然後把箱子藏在斯塔西總部大樓的保險櫃中。這樣做的風險極大，因為在當時的東德，保有國家領導人的秘密材料會被視為叛國。

1989年10月17日，面對風雨飄搖的國內外形勢，昂納克召集全體政治局委員開會。此前一直隱忍不發的米爾克覺得時機已到，突然發難，宣稱昂納克必須對當下的危機負責。他甚至威脅説，若昂納克不辭職，他就抖出這些秘密材料，讓昂納克聲名掃地。第二天，昂納克宣佈辭職，國務委員會副主席埃貢·克倫茨接替了他的職位。

兩德重歸統一後，米爾克曾多次被人問起那個紅色箱子的事情。每次他總是説，蒐集那一箱子材料只是為了“自保”，直到2000年去世。

另一方面，隨著柏林墻的倒塌，昂納克也曾被短暫關押。1991年3月，他和妻子瑪格特前往莫斯科。蘇聯“8·19”事件後，夫婦倆又流亡智利。1992年7月29日，昂納克因“命令開槍射擊翻越柏林墻的逃亡者”而被遣返德國接受審判。只是由於此時他已身患肝癌，健康狀況很差，審判于1993年被德國憲法法院擱置。當年1月，昂納克返回南美，與妻子兒女團聚。僅僅一年後的5月29日，81歲的他便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永遠告別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