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來自“左”的教條主義的理論障礙。從經濟理論來講，勃列日涅夫時期主要是兩大教條：一是長期否定商品經濟，對“市場社會主義”的批判是最起勁的；二是所有制理論。這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是不允許觸及的。並且，這個時期一直認為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最高形式，並把這個理論説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審定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説：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生産關係“最成熟、最徹底的”形式。顯然，任何對這種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必然意味著是一種倒退，當然是不允許改革的。

其六，政治體制倒退，制約了經濟改革。這表現在：在勃列日涅夫執政後期，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進一步發展；個人集權加強，獨斷專行現象嚴重；個人崇拜盛行。勃列日涅夫時期又恢復了赫魯曉夫時期廢除的幹部終身制，出現了嚴重的幹部老化現象。到上世紀70年代上半期，蘇聯國內因循守舊、求穩抑變的思想佔支配地位，在勃列日涅夫周圍有一大批保守分子，從而使其對傳統體制只是修修補補，缺乏改革的堅決性，從1971年起不準用改革一詞，只準用完善一詞了。

●改革停滯不前産生了怎樣的後果？

從經濟上來講，突出表現在經濟增長率明顯遞減與停滯。到勃列日涅夫去世的1982年，經濟增長率已下降為3。3%；粗放經濟增長方式與低效經濟未能轉變；經濟結構更加畸形，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上來講：人民群眾對黨對領導不信任，官僚主義、行政機關專權史無前例地氾濫，社會道德墮落，酗酒、暴力犯罪與離婚家庭大幅度上升，吸毒增加，文化藝術下流低俗，貪污、盜竊、行賄日益增加。在社會科學方面，有創新的思想與理論被排除出這一領域，理論工作者的任務是對最高領導人的講話、報告與黨的決議進行詮譯、注解。赫魯曉夫反了斯大林個人崇拜，而勃列日涅夫又在搞斯大林化，這種倒退促進了“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發展。特權階層擴大化與穩定化，據有關資料，特權階層有50萬—70萬人，連同家屬則約為300萬人。這個特權階層為維護其既得利益，竭力抵制各種實質性的改革，維護現行體制，悄悄地重新斯大林化。

●怎樣看待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歷史定位？

把勃列日涅夫執政的時期概括為停滯時期，這是後人的一個總體評價。曾擔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在蘇共中央六月全會（1987年）的報告中説：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實際上是“惰性和停滯不前的力量當時佔了上風，一切都回到了舊的軌道。”把勃列日涅夫執政年代視為停滯時期這一總體評價在蘇聯和俄羅斯的政界和學術界較為一致。如政論家阿爾巴托夫指出：“如果用很高的政治和經濟標準來評價，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從赫魯曉夫下臺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整個年代是停滯時期。在這些年內，我國沒有出現過沿著使我們的社會得到總的改善的道路前進的任何不可忘卻的歷史性里程碑。”當然，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中有著錯綜複雜的情況，在各個階段也有所區別，但從總的發展趨勢看，在這個時期，蘇聯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制度並沒有朝著進步與完善方向邁出大的步子，總體上仍然是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那一套模式。

應該指出，近年來我國學術界對勃列日涅夫時期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如有的論者明確指出：“勃列日涅夫年代是蘇聯走向衰亡的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時期。”“它為以後蘇聯的解體準備了條件。”就是説，勃列日涅夫時期是以停滯和聚集危機因素並走近衰亡為主要特徵的。這就抓住了這一時期的本質，從而也就找到了它在蘇聯歷史上的確切定位。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國內學術界關於勃列日涅夫執政年代研究方面出現了一些有見地的論文和專著。如陸南泉的《蘇聯走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時期》（《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6期）、郭春生的《勃列日涅夫18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指明了勃列日涅夫主政時期由於停滯而對後來蘇聯的發展起了消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