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幫助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樹立蔣介石的大國領袖形象

到1943年時，中國人民已進行了6年的抗日戰爭，這時，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對於中國我們有兩個目標：第一是有效的聯合作戰；第二是承認和樹立中國作為主要大國，在戰時和戰後與西方三大盟國俄、英、美並駕齊驅，這既是為了準備一個戰後組織，也是為了在東方建立穩定和繁榮。”為此，美國極力樹立中國的大國地位和蔣介石的大國領袖形象。

戰爭前期羅斯福採用的亞洲戰略是著重把國民黨中國抬高到“大國”的地位。1943年羅斯福對英國外交大臣艾登説：“將中國包括在四大國之內……是極為重要的。”“中國既不會侵略，也不會成為帝國主義，而將成為抵消蘇聯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10]根據羅斯福的上述戰略思想，美國除給予中國一些援助以外，還採取了一些友好姿態和行動。1943年1月11日，美中兩國簽署了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同年12月，美國國會又廢止“不合時代的”排華法。

關於戰後和平建設，羅斯福有一個設想，即成立一個國際組織來維護世界和平秩序，每個同盟國家都可以參加這個國際組織，但蘇、美、英、中成為“四個警察”，組成委員會（即後來的安理會）隨時制止侵略行為。此外，中國參加簽署盟國戰時三大宣言——1942年1月1日《聯合國宣言》、1943年10月30日《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年12月1日《開羅宣言》，更是清晰地描繪出戰時中國國際地位上升的一條軌跡。

中國英勇的抗日戰爭贏得了世人的尊重，中國國際地位提升有其必然性。但美國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美國除了極力提升中國的大國地位，同時還大力樹立蔣介石的大國領袖形象。因為羅斯福認為充當戰後中國領袖的人物只能是蔣介石。為了穩固中國的抗日態勢，牽制日軍于中國戰場，1941年12月31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首先倡議成立中國戰區最高司令部，由蔣介石任總司令。蔣介石表示同意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職務。為樹立蔣介石大國領袖的形象，美國還做了許多工作。蔣介石作為中國的領袖曾取得了與美英首腦同桌議事的資格。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在中、美、英三國首腦參加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對蔣介石優禮有加。他經常把丘吉爾撇在一邊，去同蔣介石談話，使蔣確實感受到美國為提高他所領導的政府的地位所起的作用。開羅會議留下了一張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從照片上看，蔣介石坐在左邊，挨著他的是羅斯福，然後是丘吉爾，最後是宋美齡。這張照片的象徵意義在於羅斯福、丘吉爾給予了蔣介石至高的榮耀，也是蔣介石政治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

毫無疑問，美國竭力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極力樹立蔣介石的大國領袖形象絕不是什麼慈善的行為，而是美國全球戰略利益的需要。中國的強大是符合美國的長遠戰略利益的。1941年12月，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説，中國是戰後世界和平警察之一，尤其是在西太平洋地區享有更大的發言權。在羅斯福謀求世界領導地位的構想中，一個穩定的、對美國友好的中國是必不可少的。它將作為美國的盟國，在戰後共同對付太平洋地區的其它大國：在北方可以抗衡蘇聯，在遠東可以牽制日本，在聯合國裏還可以牽制英國，而一個潛在的巨大的中國市場則是美國資本和商品輸出的好地方。

4.扶蔣反共，成為敵人

抗日戰爭時期的中美關係並非時時都晴空萬里，有時也有烏雲和風雨。由於歷史、文化、傳統、價值觀和實力等方面的差異，中美在戰爭中是一對不協調的盟國，雙方的合作中充滿了摩擦與衝突。中美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最集中地體現在蔣介石和史迪威的關繫上。中美戰時同盟建立後，蔣介石請求羅斯福派一位高級將領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羅斯福表示同意。史迪威來華標誌著中美合作進入了新的階段。但這種合作卻因蔣史矛盾的産生、演變，充滿著艱辛和曲折。

中國作為四大國之一登上國際舞臺之後，美國為了與中國一起有效地聯合作戰，要求中國國內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面。美國的有識之士也曾主張促使蔣介石聯合中國共産黨人共同抗日。“美軍延安觀察組”就是負責這一使命的特殊組織。但美國的這種努力卻因蔣史矛盾而夭折。蔣史矛盾，不只是個人性格上的衝突，而是美國與國民黨政策矛盾的體現。美國以戰勝日本為首要目的，要求蔣介石全力抗日，美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倡議由史迪威指揮中國所有的軍隊，包括中國共産黨的軍隊。而蔣介石此時已把戰後與中共的鬥爭考慮放在首位，他總想保存實力，而不願積極抗戰。蔣介石拒絕了交出軍權的要求。這是蔣史分歧的根本原因。[11]兩人不和，美國不得不召回史迪威，而任命新的駐華大使赫爾利。這就是歷史上的所謂“史迪威事件”。

史迪威事件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顯然是消極的。羅斯福本想通過擴大史迪威的指揮權來挽救中國戰場正在出現的危局，它是抗日戰爭中美國在華最後一次重大軍事努力。美國不得不召回史迪威標誌著美國逼蔣抗日政策的倒退，此後美國不再對中國戰場的軍事價值寄予厚望。史迪威事件是美國對華政策由戰時的軍事考量轉向對戰後的政治考量的一個轉捩點。史迪威罷官返美和赫爾利出任駐華大使，也是戰時中美關係的轉捩點。[12]

赫爾利在前期為國共合作做了一些努力，客觀上有進步作用，但他在後期開始歪曲和背離羅斯福給他的使命，轉而接受國民黨的“三點反建議”，背離了羅斯福贊成的靈活的現實主義對華路線，把美國對華政策推向極端。赫爾利本來是奉羅斯福之命，來華調解史、蔣矛盾，調解國共兩黨關係，但他後來卻放棄了中立的調解人的立場，這就暴露了他固有的反共原形。赫爾利也因此成為中美關係史上的一個污點。

在初步“調解”國共矛盾失敗後，赫爾利於1945年2月間偕魏德邁和梅樂斯一起回國述職。美國決策人從全球戰略考慮，首要問題不是援共抗日，而是怎樣防止共産主義擴張了。因此，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在聽取赫爾利、魏德邁和梅樂斯彙報時，定下的基調是討論“共産黨叛亂”問題，即如何扶蔣反共。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記者俱樂部發表公開講話，攻擊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軍隊是中國統一和民主的障礙，故意把中共與軍閥混為一談。4月3日，赫爾利回到重慶後，在暗地裏就加緊鼓勵和慫恿蔣介石發動內戰。

美國以援華抗日開始，逐漸成為中國的盟友；然又以扶蔣反共告終，又與中共和中國人民對立。這就是戰時中美關係的不幸結局，但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時至今日，抗日戰爭勝利已經六十週年。回顧抗戰時期中美關係的那段歷史，有喜有憂，有合作有衝突，有結盟有對抗。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抗戰時期的國際國內環境不復存在，兩國都在進行不同程度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兩國應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歷史的發展證明，意識形態的差異並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礙，不同意識形態、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人類共同的敵人面前可以攜手合作，結成盟友，促進人類不斷向前發展。中美兩國在抗戰時期的合作與同盟關繫足以充分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