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蓄謀已久的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借此突然襲擊了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此時，關玉衡正居住在瀋陽憲兵副司令李香甫的家中，聽到槍炮聲接連不斷，得知日本人已經攻佔了北大營，省府人員已經轉移。因為他身處被嚴密監視之中，李香甫與其商議，待局勢稍有緩和再離開瀋陽。

9月20日，關玉衡與李香甫二人化裝後前往皇姑屯，聽説興安屯墾軍已經撤往黑龍江，歸馬佔山將軍指揮，便改路到達北平。9月24日，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中央飯店召見關玉衡。張學良沒有聽取關玉衡對中村事件的報告，他説，中日交涉的外交案件60起之多，“你這是個小案件，沒有什麼”，並委任關玉衡為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議，批給他500大洋以作北平生活之需。

“中村事件”後的關玉衡

日本侵略軍佔領瀋陽以後，揚言要為中村報仇，下令通緝關玉衡及其家屬。關玉衡是黑龍江省寧安縣人。他的父親在老家寧安聞訊後，如雷轟頂，驚嚇而死。1932年3月6日，日本軍隊佔領寧安城後，由於漢奸告密，日軍抄沒了關玉衡的家産，對其母和姊妹逼供吊打，並將其四弟關瑞符抓走，嚴刑拷打後釘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樓上。二妹夫最後也慘死在獄中。面對家毀人亡的悲慘情景，他的老母親整日老淚縱橫，絕望中病倒了，不久便雙目失明。關玉衡在瀋陽的家屬也到處逃難，直到1932年春，在救國會等組織幫助下才與關玉衡劫後重逢。

面對國難家仇，關玉衡悲憤填膺，他立志抗戰到底，此生不驅逐日寇誓不罷休！他到北京後不久，便辭去軍職，化名國爾家（寓意為有國才有家），去上海參加了朱慶瀾先生領導的東北義勇軍後援會工作，積極為抗日一線的義勇軍籌措糧餉，發動後方民眾支援抗日。

1932年6月，關玉衡又潛回東北的開魯等地，發動民眾，組建抗日武裝。到達開魯後，他化名郭化佳，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民眾抗日武裝。北平救國會將其收編成遼北蒙邊義勇軍右路軍，委任他為總指揮，展開遊擊鬥爭。他率領這支隊在伍通遼地區多次重創日軍和偽軍，威震敵膽。

後來，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在《何梅協定》簽定後，下令解散東北抗日義勇軍。關玉衡部撤至古北口時，被國民黨軍劉汝明部繳械後遣散。關玉衡懷著極其悲憤的心情隻身回到北平。此後，他往返于上海、天津、北平等地，聯絡進關義勇軍將領，從事募捐和發動民眾工作，支援東北抗日鬥爭。

1936年初，關玉衡來到西安，張學良拍拍他的肩膀風趣地説：“你的頭還長在肩上，為你乾一杯吧！”隨後，下令委任他為少將炮兵師長、東北軍駐西北軍聯絡參謀，兼橫山縣縣長。

“西安事變”後，他滿懷愛國熱情，組建了橫山抗日後援會，親任會長。他暗中向呂正操部送馬匹和槍支。還與榆林地區八路軍辦事處達成修建橫山至榆林公路的協議。國民黨下令讓他搜查共産黨重要負責人的家，他走了過場，上報“沒有可疑之處”。他還積極訓練縣保安隊、民團，準備抗日。

1939年，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關玉衡遭到國民黨特務的誣陷，被解除縣長職務。不久，地下黨派人將他接到綏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備團工作的大兒子關松軍。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歲的松軍對他説，是為了打日本參加八路軍的。他高興極了：“好，這才像我的小子，好好幹！”

關玉衡懷著重返抗日前線打回家鄉的急切心情離開綏德到西安，但國民黨拒不安排他的工作。為生活所迫，他先後到新疆、北平、南京、銅陵等地做一些臨時性的工作謀生。

1953年，關玉衡回到故鄉黑龍江寧安城，受到了當地政府的悉心照顧。先在寧安縣第一完小任教師，又先後當選為寧安縣人大代表、黑龍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任寧安縣電影公司副經理等職。1956年，為紀念“西安事變”20週年，周總理在北京親自接見了參加“西安事變”的東北軍和西北軍代表。關玉衡作為“中村事件”的當事人應邀參加。席間，周恩來總理親切地稱關玉衡為“愛國軍官”、“愛國民主人士”。

1957年關玉衡因在省人代會上提出建立寧安滿族自治縣的建議而被錯劃右派，在寧安博物館、文化館監督改造了8年。1964年，組織上摘去了關玉衡的右派帽子。1965年11月，關玉衡病逝，享年6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