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瑞灼：勞動教養制度該退出歷史舞臺

    2007年，湖南雙牌縣村民何吉上因舉報村支書侵佔退耕還林款未見“效果”，多次上告，被認定“衝擊國家機關”。在檢察機關認定其不構成犯罪之後，湖南永州市雙牌縣委書記簽發“勞教”文件。2009年8月，永州市“勞教委”決定對何吉上勞動教養一年。（《中國青年報》6月23日）

    一個未經法院認定有罪的公民，居然被通過勞動教養的方式剝奪人身自由一年，這雖超出了很多人的想像，但卻在意料之中——根據我國的勞教制度，不要説一年，即使三年也照樣關得。在這裡，何吉上所反映問題的真相已不重要，何吉上本身的遭遇，勞動教養制度本身的合法性與合理性，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在我看來，是該到對勞動教養制度進行重新審視和反思的時候了！

    勞動教養制度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産物，在建國初期對社會穩定起過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在“依法治國”、“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業已入憲的今天，這個延續半個世紀之久的制度，已經悖逆於時代的潮流，嚴重阻礙了國家的法治進步。

    首先，勞動教養違背憲法，嚴重侵害公民權利。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勞動教養可以不經司法程序，不需審判，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長達3年，還可延長為4年，明顯違憲。

    其次，勞動教養違背罪刑相適應原則，導致權力的濫用。一個人的行為不構成刑事處罰，適用勞動教養時，其所受的處罰時甚至可能高於刑罰。以何吉上為例，即使他的行為構成了擾亂公共秩序罪，由於沒造成特別嚴重的後果，受到的處罰可能是拘投刑，還有可能被判處緩刑。而何吉上不構成犯罪的結果卻是被勞教剝奪人身自由一年。這裡就形成一個悖論，不構成犯罪的處罰比構成犯罪的處罰還要重。這嚴重違背了罪刑相適應原則，損害了法律的權威。更為重要的是，由公安機關完全主導的勞動教養是典型的“警察罰”，公安機關擁有不受制約的自由裁量權，打破了公、檢、法相互制約的平衡關係，使原本已經過大的公安權力進一步膨脹，很容易成為地方打擊迫害上訪、舉報、維權公民的工具，導致權力的濫用。

    第三，勞動教養違背公平原則，損害司法程序正義。勞動教養是實施差別待遇的處罰，不僅內外有別，而且等級、身份有別，違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這從公安部1992年發佈《關於對外國人和華僑、港澳臺同胞不得實行收容審查和勞動教養通知》就可見一斑。而且勞動教養是完全封閉式的彙報審批，根本不公開，也不能辯護和辯論，甚至剝奪了被勞教人員上訴的權利，嚴重損害司法程序正義。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勞動教養制度是該退出歷史舞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