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冤案。因一起特大殺人縱火案，河北邯鄲村民劉俊海、劉印堂被警察帶走後遭遇刑訊逼供，因忍受不了折磨，被迫承認一起犯罪。但殺人證據畢竟不足，於是公檢法相互推諉，案件一拖再拖。這可苦了兩個農民，他們在看守所一待就是15年。（6月9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沒有犯罪卻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被冤殺的事情，近年來曝光了好幾起。這些案件看起來都非常相似，比如蒙冤者都受刑訊逼供，肉體和精神都受到很大傷害……其實，這類案件還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受害者都是農民。佘祥林、聶樹斌、趙作海、郝金安，沒一個不是農民。

　　冤屈都發生在農民身上，當然不是偶然，筆者認為，案件背後反映了如何加強農民權利保護的重大社會問題。

　　多起冤案都是辦案人員濫用權力踐踏權利的典型。權力的濫用和權利的強弱是成反比的，權利能得到很好的維護，權力濫用空間就小，而權利一孱弱，權力就會無所顧忌。而公民權利維護狀況，與整個社會法治水平有關，也與公民自身維權能力有關。無良警察草率辦案，肯定也是分對象的。如果感覺對方不好欺負，自然要守規矩得多。踐踏權利，畢竟也是有風險的；如果感到對方是個“軟柿子”，想怎麼擺弄就可怎麼擺弄，在講究辦案效率和圖自己方便等不良意圖的驅動下，完全可能把辦案對象不當人。而時下很多農民，無疑在權利維護上屬於無良警察心中的“軟柿子”。

　　毋庸諱言，農民在現階段的維權能力的確不是很強。首先，相當一部分農民的維權意識不強。比如，熟人社會和農村文化，讓農民特愛面子，一旦有親人涉入違法犯罪案件，就覺得很丟人，不願意伸出維權之手，甚至有意和涉案者劃清界限。這種情況下，那些蒙冤者孤立無助，自身失去自由，又無人相助，案子就會陷入任人擺布的狀態。而根深蒂固的“民不與官鬥”、怕官、讓官的傳統意識，也讓不少農民養成了忍讓權力侵犯的習慣，不敢大膽地維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