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時評：用法律規範教師節送禮未嘗不可

作者：楊耕身

    又到教師節。這已是第26個。遺憾的是，這個有關師道尊嚴的節日依舊被現實暗暗置換成為“送禮節”。或許，給教師送禮，或者教師收受禮金，正是實利時代對尊師重教的物質化解讀或考量？

    或許正是出於對教師節異化為“送禮節”現實的抵擋，教育部網站9月6日刊登了十所知名中小學聯合向全國教師發出的倡議書，倡導全國教師反對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不收受學生、家長的財物。媒體記者隨後連線教育部師範教育司人士，對方告訴記者，此次上海市七寶中學等十所知名中小學的聯名倡議書，是學校之間自發組織的，“後來上報後受到我們的重視，這才挂在教育部網站上”。據悉，這是教育部首次以學校聯名的方式挂出不收禮的倡議書。

    問題在於，當送禮節已經越來越“明規則”化，送禮與收禮也越來越成為一種“庸常的惡”，那麼一則倡議書如何能夠阻止得了那洶洶心切的送禮願望，又如何阻止得了那大肆收受禮金的慾念？顯然，僅僅止于倡議，表明在某種層面上，仍然認為送禮收禮乃道德層面的問題。這也正如倡議書中所説“自覺抵制有償家教，自覺抵制請客送禮等庸俗風氣，不收受學生、家長的財物”，把抵制這一庸俗風氣的希望寄託于教師的自覺上。但是從什麼時候，自覺是可以靠得住的了？

    我的意見，倡議書之外，要在一定程度上杜絕教師收受禮金的陋習，立法是必要的。這事實上也是一種公眾意見。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進行的一項有4083人參加的調查顯示（其中68.3%的受訪者是學生家長），61.7%的人支持學校或教育主管部門出臺規定，要求教師不能接受學生或家長禮物。對此，受訪學生家長的支持率是63.5%。同樣在山東一家媒體報道中，有網友也提議將“老師不能在教師節收禮”寫入法律，並引起廣泛討論。

    那家山東媒體在討論要不要將教師不收禮寫入法律時，援引了當地一位教師的看法，他表示“立法是對教師的侮辱”。不得不説，這真是一個奇異的觀點。一方面，就法律精神而言，法律本質上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一直作為一種道德楷模被社會文化認同的教師群體，何以竟接受不了這樣一種最低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與這位持“立法侮辱論”的老師觀點相反，我反倒認為立法恰恰是對教師隊伍的愛護，使他們可以不再為找不到藉口拒絕受禮而苦惱。與此同時我也奇怪，這名老師難道沒看見“送禮節”的現實，才是對教師最大的“侮辱”？

    必須承認的是，今天家長送禮、教師收禮的意義，已與舊時學生入學敬師的“束脩”大不相同。固然，教師的職業是神聖的，但這並不表明教師的自覺性或道德感必然優先於其他人群。今天教師之收受禮金，既便不是一種受賄，亦是一種灰色收入。它的性質，正如記者之搞有償新聞或有償不聞，醫生之索要紅包，官員之受賄，説到底都是一種利用職務獲取個人私利的行為。但現在的問題是，記者有償新聞可能被開除新聞隊伍，醫生索要紅包可能被處理，官員受賄可能被判刑，而教師收受禮金卻僅僅是道德層面的東西而無必要的法律約束。

    我從來不是一個法律工具主義者，也從來不願相信法律萬能，我也深刻地意識到我們可能恰恰處在一個“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的窘境之中。但是，在送禮風愈演愈烈並一再引發全社會不滿的現狀之下，我們或許真應當拋棄單純的道德論調，來為一切醜陋找到一個可以審判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