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漯河的徐林東曾幫鄰居到各級部門反映問題，2003年10月，正在北京上訪的徐林東被鄉政府抓回來，關進精神病院，6年半裏被捆綁48次、電擊54次。昨日，徐林東終於回到了家，走時的黑髮已經花白。幾乎所有人都説“哪像精神病”（大河網4月26日）。

    如果不是媒體介入和執著堅持，恐怕徐林東至今仍在精神病院裏“被精神病”著，直到他成了一個真正的精神病人。在一個崇尚法治、權利至上的社會，居然會發生這樣不可思議的事情，既讓人感到震驚，又讓人深思。事實上類似的“被精神病”事件還有不少。4月9日，湖北十堰市居民彭寶泉和鄧復華，因拍攝該市上訪場面，被警方羈押後強制送入精神病院；2004年，黑龍江農民黃淑榮因上訪被多次強行送進精神病院，後被20多位精神病專家會診鑒定為“連輕微精神病都不是”。這説明,“被精神病”已經成為一種可怕的疾病，嚴重侵害著公民的權利。

    “被精神病”是一種權力病，是失去制約的權力變得扭曲和瘋狂。當權力可以把一名正常公民變為“精神病”，只因為他多次上訪，“敗壞”地方政府的形象時，這時的權力已蛻變為壓抑群眾申訴、侵害公民權利的工具。權力患了“臆想症”，群眾變成“精神病”。哲學家福柯認為，在精神病的發現、診治過程中，表面上看是知識、科學的作用，實則透出權力的魅影。如今，一些基層政府和幹部為壓制公民信訪，給多少上訪者戴上“精神病”的帽子。權力不被制約，徐林東就不會是最後一個“被精神病”者！

    “被精神病”還是一種制度病，是制度規範缺失的産物。我國的《精神衛生法》，從1985年開始立法，到去年6月公佈草案，其間歷時25年，至今仍未能出臺。至今我國還沒有出臺一部有關收治精神病人的規範法律，對精神病人的認定、監護、強制治療等問題缺乏明確規定，很大程度上導致“被精神病”的事件屢屢發生。更重要的是，我國現有的法律對公民“被精神病”的情形缺乏應對舉措，對行為人應當擔什麼責也缺乏明確規定，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