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稱得上“因公犧牲”

關於因公犧牲，民政部其實早就有明文規定。根據民政部1982年頒布的《關於現役軍人、人民警察、機關工作人員因公犧牲範圍的意見》中規定：
（1） 在執行任務中，遇到非本人所能抗拒的意外事故死亡；
（2） 因戰、因公致殘傷口復發死亡；
（3） 職業病死亡；
（4） 在執行工作任務中，因突發病死亡；
（5） 因醫療事故死亡；
（6） 在上下班途中，非本人責任發生交通事故死亡。
凡是由於本人過失造成的事故死亡，不能按因公犧牲處理。

根據媒體的相關報道，朱繼宏是在午休期間在廁所摔倒致死，既非是在工作崗位上執行工作任務，又非因醫療事故死亡，而是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造成的事故，顯然是不能構成因公犧牲的。

因公犧牲是一種榮譽

榮譽指的是社會對人們行為的一種肯定和褒獎，這就要求榮譽的授予必須得到社會層面上的認同，這種認同是建立在一個人的品質、能力與業績的基礎之上，無論是在掃黑行動中犧牲的警察、還是在抗洪中犧牲的村官，他們獲得的榮譽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行動之中，但這次榮譽的授予卻沒有做出詳細的説明，在無法得到更詳細資料的情況下，官方單方面授予的榮譽自然是難以服眾的。

拿“因公犧牲”送人情

現實中，一些名不副實的“因公犧牲”越來越多，似乎只要與“公”字沾點邊兒統統都是“因公犧牲”，陪酒致死、車禍致死、陪客人打高爾夫球猝死甚至被情敵捅死都被算作“因公犧牲”，“因公犧牲”被濫用，成為送給死者的最後一項“政治福利”和順手人情，如此實在是褻瀆和糟蹋了“因公殉職”。[>>詳細]

同樣是命，官員與民眾的差異巨大

有的人在廁所摔死叫“因公犧牲”，有的人在高溫環境下倒斃在崗位上叫“意外身亡”，有的“犧牲”後還有“光榮稱號”，有的卻連幾個可憐的撫恤金都沒有拿到。8月5日清晨近6點，來自山東煙臺在南京打工的36歲保潔員張友魯，在準備裝卸垃圾時，突然倒在地上，再也沒有站起來，他死後得到了什麼“稱號”?

捫心自問，如果公務員這樣死法都算“因公犧牲”，那麼在高溫酷暑中，倒斃在工地上的工人兄弟算什麼?早起晚歸，在垃圾堆中揮汗如雨，悄無聲息離去的保潔員算什麼?他們算不算犧牲?是不是因公犧牲?能不能給他們一個光榮稱號，也給他們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同樣是人，同樣是命，為什麼差距這麼大？[>>詳細]

民眾與官員儼然已經是兩個階層

改革開放打破了原來的那種“平等、平均”的理想社會狀態，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形態，用市場的手段來進行資源的調度，但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相對遲緩，政黨和政府機構還是佔有社會的主要資源，決定著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和方向，客觀上造成了經濟發展創造的社會財富逐漸向少數人積聚的狀況。其中便有以政治精英為主體的利益集團形成，而廣大得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卻日益被邊緣化，成為社會弱勢群體。

朱繼宏作為已經公務員，雖然是做著基層的工作，但在網民的眼中，顯然也被打上了“官”的烙印。

利益分配不公，官員與民爭利

在資源向少數人流動的同時，配套的利益分配機制也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使得利益分配體制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存在著較大問題，經濟增長只起到了“讓富者更富，有權者更有權”的錦上添花作用，卻忽視了“雪中送炭”的重要，很多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況異常艱難，沒有均等地享受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處在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由於掌握的資源很少且缺乏利益表達的機制和手段，經常受到權力和資本擁有者的侵害。

我們看到太多的“因公犧牲”的官員，享受大量的優撫，但身處一線的普通勞動者卻總是“意外身亡”，賠償常常無疾而終，這種官民的不平等待遇，也加劇了對權力階層的不信任感。

官員負面新聞頻出，網絡形象低下

一些政府官員貪污腐化、飛揚跋扈，無視民眾的利益訴求，動輒暴力相加，嚴重侵害了民眾的各種權益，使得官民關係惡化，衝突加劇。

這種反常的社會形態也不斷的孕育出民眾的“陰謀論”，在對朱繼宏未有清晰了解之前，他在網絡上的形象其實已經“被毀”了，這時官方一廂情願的給他授予各種榮譽，只會徒增輿論的反感。[>>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