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央視網歷史專稿

受訪者：李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巡視員兼三處處長、《黨代會現場-99個歷史深處的細節》作者）

1、中國共産黨“一大”會址為何選擇在上海？是否因為受到共産國際影響？

記者：作為南北兩個建黨中心來説，北方也存在自己的黨的早期組織，那為什麼“一大”要在上海召開呢，是否説明南方上海黨的早期組織是黨的主要的核心呢？

李穎：剛才講了就是上海黨的早期組織是發起組，確實起了發起組的作用。兩個黨的早期組織非常重要，一個是上海一個是北京。

為什麼在上海召開，這個問題問上海當地人有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但是我覺得在上海召開有這麼幾個原因：

一個是上海一直是思想比較先進的地方，就是接受西方的新事物、新思潮比較早，馬克思主義傳播也比較早，陳獨秀在上海這很重要，《新青年》開始也在上海，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工人階級的發展比較快，因為黨的創建有兩個重要的（因素）：一個是馬克思主義傳播，一個是工人階級的成長。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與工人階級的融合産生中國共産黨，這兩個是必要因素，這兩個因素上海都特別佔有優勢。

工人階級的發展特別快，另外還有和共産國際代表（的聯絡），他也是主要到上海進行聯絡工作。各方面原因合在一起吧，有偶然性，但偶然中也有必然。

記者：就是説從黨的“一大”在上海召開，“二大”也是在上海召開，“三大”就挪到廣州去了，“四大”又回到上海了，為什麼會出現從廣州回到上海這種情況？

李穎：“一大”、“二大”在上海召開，是因為上海黨的早期組織的發起作用。上海黨的早期組織就是剛才説的那些原因，“二大”也在上海（召開）因為離得很近，就一年。

“三大”為什麼在廣州，其實我在我那本書《黨代會現場》裏也説得比較詳細。因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掀起以後，革命的重心就轉移到廣州了。北方吳佩孚（製造）“二七慘案”之後，北方的革命形勢逐步有些低潮，革命形勢（重心）在廣州逐漸南移。

為什麼選擇廣州，因為廣州是孫中山的故鄉，革命傳統一直還是比較悠久的，另外國共合作在廣州還是比較好的，國共一起（組織）香港海員罷工，有一個良好的合作傳統就是在廣州。

另外共産國際一直希望國共兩黨合作，（不過）開始選擇合作對象時是看不上共産黨的。因為共産黨太小，總説一個小黨，所以開始是選擇吳佩孚，後來把合作的中心和重心轉到了孫中山。孫中山在廣州，所以要往南移，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重心都南移，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開黨代會選擇廣州是比較恰當的。

記者：1925年孫中山去世。

李穎：反正在上海召開還是比較容易理解的，因為黨的領導人大部分都在上海。

記者：我很奇怪為什麼，因為“三大”的召開應該是相對公開的代表大會，就是説沒有像以前在租界那種秘密開會，為什麼“四大”這個地點轉到上海，另外一個“五大”還可以理解，“五大”是革命形勢需要到武漢召開。

李穎：因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了，上海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了，只有武漢國共合作的形式錶面上還保存著。

記者：我想是不是有可能説，我這麼想：上海是大都會，然後共産國際的代表又駐紮在上海，“四大”為什麼又返回到上海，是不是這個原因？

李穎：對，那時候有一個遠東局在上海。維經斯基在上海，而且當時黨的中央領導機構也在上海。

記者：我想探討的是，就像周恩來在《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文章裏説過“黨的中心是在上海，而廣州只是革命中心，有的時候這兩個中心是重合的，但有的時候中心還是應該回到黨的中心”。這個是不是受到共産國際的影響，還是説早期共産國際的影響比較大，所以共産黨當時在共産國際的直接引導下召開大會，有沒有這種説法？

李穎：這個也不見得。早期共産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非常重要，跟黨代會關係（也）特別重要，這倒確實是真的。

因為從“一大”開始，從整個中國政黨建立，在黨的早期組織時期，維經斯基就先到中國，“一大”的時候有兩個外國人馬林、尼科爾斯基參加，民主革命時期從“一大”到“七大”，只有“二大”和“七大”沒有共産國際代表參加，因為那時候1943年共産國際都解散了，所以“七大”是第一次獨立自主召開的黨代會。

“一大”到“六大”，除了“二大”沒有共産國際代表參加之外，剩下的代表大會都有共産國際代表參加，而且每次代表大會文件的起草，像“四大”就是維經斯基組織起草的相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