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黨的早期發展史一直受到共産國際的影響，甚至黨的“六大”將會址選擇在莫斯科郊外，這種會址的選擇，是否可以看做是共産國際對中國共産黨施加影響達到了巔峰？

記者：還是可以説在早期是深受共産國際影響的。回到“四大”，“五大”在武漢召開是革命形勢需要，那麼“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可不可以理解説在“六大”上共産國際和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對中國共産黨的影響達到最大，甚至説把開會地點都搬到莫斯科？

李穎：我們搞黨史的人，我們都特別怕説“第一”、“最”這類的詞，“六大”是不是“最”，這都不好説，但整個民主革命時期影響都比較大，“五大”（共産國際代表）羅易全程參加，而且陳獨秀在“五大”做了一個報告，羅易在“五大”也先後講了五次話，整個“五大”其實不是圍繞著陳獨秀的報告進行討論，而是圍繞著羅易的五次講話進行的，“五大”的一切決議基本上都是以共産國際的指示和精神為依據做出來的，所以這個影響也很大。

但“六大”為什麼在莫斯科召開，不是説“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共産國際對中共的影響就達到頂峰，也不好這麼説。為什麼在莫斯科召開，它是國內、國際多方面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當時“六大”的召開已經準備一年多了，大革命失敗以後，因為“五大”召開就沒有解決什麼實際問題，大革命很快遭到失敗，所以急需要再召開一次黨代會，對革命問題進行總結，制定新的政策，有好多問題需要回答。

但是當時國內白色恐怖，我們看電影30年代初的時候國民黨到處殺人，在白色恐怖的情況下，找到一個安全開會的地點就特別困難，找不到，找不到到哪兒呢？曾經想過好幾個地方，瞿秋白就提到澳門，還有好多人提到香港，最後為什麼選擇莫斯科呢，有這麼幾個原因。

因為赤色職工代表大會，還有共産國際代表大會都要在1928年春夏的莫斯科召開，另外少共國際也要在莫斯科召開大會。因為咱們中共是共産國際的支部，這三個大會都是要派代表參加的，這些代表肯定也是黨的主要領導人，這些代表都要去莫斯科參加這些重要的大會，那還不如我們的黨代會順著就在那裏開了。

有的時候國內開兩個會，像我們有的兩個會也是套開，他就想反正我們這些人要到莫斯科，莫斯科環境肯定是比較安全的，所以我們派的黨的主要幹部肯定都要參加這些會，同時我們也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應該説這是比澳門和香港更有利的選擇。另外我們確實也特別想得到共産國際的指導，這一個是莫斯科可以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另外一個可以當面的現場接受共産國際的指導，這是兩全其美的一個選擇。所以就選擇了莫斯科。

記者：不是説可能影響達到頂峰影響，所以才去的莫斯科？

李穎：不是，是咱們找不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開會，於是請求共産國際能不能給我們找一個地方開我們的“六大”，蘇聯共産黨和共産國際同意了，我們才去的。

記者：我們屬於就近開共産國際大會。

李穎：不是人家説的要求咱們去開，是咱們請求去那裏開。

記者：是我們主動提出的？

李穎：對。

記者：不是蘇聯（要求的）？

李穎：不是蘇聯説“你要在我們這裡開”，不是，應該算是幫助咱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