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黨的“七大”轉回國內，甚至不在白區，改為在根據地延安召開，是否可以看做是中國共産黨徹底甩開共産國際影響，走上獨立自主發展革命道路的標誌？

記者：那我明白了，繼續説如果“六大”是咱們主動去莫斯科召開，“七大”又回到了國內，剛才您也説到“七大”是唯一一個早期當中沒有外國人參加的一次。

李穎：有外國人參加，但是沒有共産國際的指導。

記者：沒有共産國際指導的一次會議，而且是回到國內回到自己革命中心的延安，對於當時的革命形勢，這個變化應該怎麼解讀？

李穎：其實從這個黨代會召開特別明顯地看到中國共産黨的發展壯大。你看“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開，而且都在秘密狀態下，那個地方也是租界的，共産黨都沒有自己的房子，就是不敢明晃晃地開，都是很秘密的狀態，而且“六大”還是遠赴國外召開，只有到了“七大”的時候，我們才有一個比較穩固的根據地。

因為長征之後到達陜北，逐漸建立了一個比較穩固的根據地，而且“七大”這個禮堂，是為了召開“七大”專門建的這麼一個禮堂。這個禮堂現在看可能比較寒酸，當時在延安就是一個宏偉建築了。當時朱德也講過話，我想不但毛澤東、朱德，所有代表坐在這個禮堂裏肯定都心潮澎湃。因為當時國共合作麼，有這麼一個穩固的根據地，而且專門一個大禮堂，有這麼多代表，這麼安安穩穩地開50天會，這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也説明中國共産黨的發展壯大。

記者：這種回到國內召開黨代會，能不能説明中國共産黨已經開始徹底擺脫共産國際的束縛？

李穎：1943年的時候共産國際也就解散了，其實共産國際解散之前的後期也已經不像以前對各國共産黨控制那麼嚴了。

記者：但是我看到在“七大”上曾經挂著的標語“同心同德”，兩側墻上貼的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個我們可以理解，“修正錯誤”可不可以説“七大”是對前面過去二十幾年之間中共所犯的錯誤，在共産國際影響下所犯的一些錯誤路線進行一些徹底清算，徹底與共産國際的前期歷史做一個切割？

李穎：其實“七大”做不做這個總結歷史的工作有一個特別複雜的過程。開始總結歷史經驗、對以前的事情做一個判斷是“七大”召開的一個主題，“七大”幾項內容之中有一個就是“總結歷史經驗”，但後來毛澤東、任弼時、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經過討論，就認為，主要是毛澤東提出，在黨的代表大會這麼重要的大會上不適宜糾結歷史問題，應該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所以“總結歷史問題”就沒有放在“七大”上，而是放在“七大”之前六屆七中全會上，並通過了建黨以來第一個歷史決議。

就把這個解決歷史問題放在黨的代表大會之前，所以整個大會就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經驗我覺得好像一直沿用下來。就是黨代會上要是糾結歷史問題，可能是影響以後長期方針政策的制定。

另外“總結歷史經驗”也不只是跟這共産國際一刀兩斷，其實共産國際對咱們的作用應該是辯證地看，對黨的早期革命歷史它有很大的幫助，雖然有強迫命令、瞎指揮（問題），但是確實要辯證地看，而且“七大”的時候共産國際已經解散兩年了，所以給了我們第一次獨立自主召開黨代會（的機會），包括召開的時間、報告的起草、議題的確定都是我們黨獨立自主完成的，還有黨章，“七大”通過的黨章，第一次有總綱部分的黨章，都是我們獨立自主完成的。

但是特別珍貴的一點，毛澤東在“七大”上對蘇聯還有共産國際給予了高度評價。就是他做了很多次講話，都説了蘇聯共産黨還有共産國際對我們革命的支持，對這種支持表示感謝，就展示了咱們共産黨人寬廣的胸懷，不是説在黨代會上痛批共産國際，反倒是沒有共産國際的影響，但是高度評價了共産國際的經驗。

記者：另外一個看，在當時“七大”主席臺上的橫幅是“在毛澤東旗幟下勝利前進”，這個是黨內第一次這樣説？

李穎：應該是，毛澤東思想確定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是“七大”，就是“七大”一個最偉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