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求是理論網，轉引自：《中華魂》2012年第1期，作者：梁柱，原題：《鄧小平晚年對重大現實問題的關注》

鄧小平晚年，主要指他1989年11月經中央同意退休後的這段時間。退休之後，正如他自己所表示的，將繼續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他在晚年仍然心繫黨和國家的前途，思考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這不但系統地表現在1992年他視察南方時那個關係到全局性問題的重要講話中，而且也表現在這前後對許多重大現實問題的關注上。現僅就後者，作一些探析。

要理直氣壯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退休之後，極其重視對《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審閱工作。他説：“我的文選第三卷為什麼要嚴肅地多找點人看看，就是因為其中講到的事都是我們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動搖。就是要堅持，不能改變這條路線，特別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覺地動搖，變為事實。”所以他説：“這本書有針對性，教育人民，現在正用得著。不管對現在還是對未來，我講的東西都不是從小角度講的，而是從大局講的。”①這是他對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交代。這也充分表明，他在退休之後思考的中心問題，仍然是如何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保證黨和國家的事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健康發展。他作為一個共産主義者，對我們對國家的未來走向是明確而堅定的，他説：“達到共産主義的目標，要經過社會主義階段，而這個階段是很長的。共産主義理想是偉大的，但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才能達到。社會主義是可愛的。為社會主義奮鬥是值得的。這同時也是為共産主義奮鬥。”他強調在大方向上，必須分清姓“社”還是姓“資”，而且要通過實踐來證明這一點。他特別提出：“到本世紀末，上海浦東到深圳要回答一個問題，姓‘社’不姓‘資’，兩個地方都要做標兵。要回答改革開放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這是個大原則。要用實踐來回答。”“實踐這個標準最硬，它不會做假。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實來回答改革開放姓‘社’不姓‘資’，有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資本主義。”②在大方向、大原則面前，鄧小平總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的。

在鄧小平看來，要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關鍵在於要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在改革開放之初，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否定黨的領導的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鄧小平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明確指出：“每個共産黨員，更不必説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③這時他進一步指出：“我那個講話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地方。”“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説”。這就是説，現在更要亮明自己的旗幟，這是因為：“現在經濟發展這麼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麼局面？”同時，“提出四個堅持，以後怎麼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這就是説，我們既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善於結合新的情況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所以，鄧小平這時進一步提出“四個是堅持是‘成套設備’”④的重要思想，也就是説，它是關係到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領導力量、社會制度和國體，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動搖的整體，是我們的立國之本。

以根本原則問題為指導，鄧小平一如既往，密切關注和回答現實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指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明了正確方向。有的人要求在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中刪去社會主義這個關鍵詞，只提市場經濟，把我國的市場經濟同西方的經濟市場經濟完全等同起來。鄧小平堅決拒絕了這種錯誤意見，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提了出來，這就從根本上區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市場經濟。我們並不否定作為市場經濟是有共同點的，這主要是資源的配置都是通過市場實現的，但我們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質的不同。具體地説，這種優越性應當表現在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自覺地運用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這兩手，對國家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恰當的調控。前者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既是國家順利建設與發展、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並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也是使非公制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條件，從而保證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利於社會主義，而不是有利於資本主義；而後者，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也學會了運用計劃，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自覺運用和處理好“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的關係。這就是鄧小平一直強調的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都要加以運用，即使是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情況下，也要自覺運用國家的宏觀調控。近些年來，我國自然災害頻仍，如果沒有國家宏觀調控，要戰勝這樣的自然災害是不可想象的。前些年南方一些省發生冰雪災害，有一個市近一個月停電，一些商人借機哄抬物價，市場上一包方便麵賣到100元，一根蠟燭賣到10元，如果國家不加以調控調撥，受苦受難的只能是老百姓。很顯然，如果沒有國家全力以赴地進行調控，就不可能戰勝自然災害，更不可能有汶川、玉樹等地地震後迅速恢復的奇跡發生。所以，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就在四個堅持”的論斷，對於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運行具有方向性的重大現實意義。

二是進一步指明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決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在新時期，鄧小平一貫強調，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既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又要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分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而要搞社會主義民主。”這樣才能“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⑤他在晚年又進一步重申了這個觀點，他説：“在宣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時，我就説過，不贊成美國式的民主。我當面對布什以及其他美國人多次講，我們不會學美國。我們不贊成西方民主，但是我們也確實要民主，要社會主義民主。”⑥這在當時和今天都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改革開放以來，資産階級自由化的思潮實質上就是要求中國“西化”，集中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力圖把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到照搬美國模式的邪路上去。近年來甚囂塵上的所謂憲政民主的主張，其實際內容就是要求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制度，要求把我國憲法修改成為美國那樣的憲法。這種用調節資産階級內部權力濫用的“三權分立”原則，不但不能改變其民主資産階級的性質，而且會造成國家權力的互相牽制和抵消。這正如鄧小平所説：“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説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當然，美國資産階級對外用這一手來對付其他國家，但對內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煩。”⑦這顯然不適合中國的國情。不但民國初年搞的多黨制、國會製成為一齣歷史鬧劇，即使是後來國民政府搞的五權分立，也沒能夠阻止蔣介石的個人獨裁。所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中，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政體原則，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